樊建川的博物馆梦.docVIP

樊建川的博物馆梦 　　“建川博物馆的未来应归于国家。 　　“我和妻子已经商定并立下遗嘱，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将建川博物馆和安仁文化公司的全部股权，捐赠给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的武侯祠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现在活得非常兴旺，成都是天府之国，非常适合放东西。 　　“唯有这样，博物馆才能长存，这些文物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8月下旬，在成都市安仁镇建川博物馆的办公室，樊建川先生接受《新民周刊》独家专访。他说：“2007年12月4日，我在安仁做了正式的遗赠，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两个公证人员记录并公证。我把公证书交给政府的时候，我还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女儿到博物馆照样买门票。”成都市领导当时回答说：“你们樊家，三代人不用买门票。” 　　建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实，樊总另外还有一个遗嘱，说在他百年以后，把身体交给他曾经工作过的重庆三医大，他的心、肺、眼睛、骨头，该做什么标本做什么标本，只有他的皮，樊总说要拿来做一面鼓，放在建川博物馆里，谁要敲一下，他就会出现在声控电视墙上，给敲鼓人唱一首歌，但敲鼓人必须为博物馆捐赠1000元钱。这样，他死以后，也能继续为博物馆做出贡献。”樊建川自称，他连这项“节目”的名字也已经想好了，就叫“鼓舞”。当然，关于这一遗嘱，樊建川的夫人尚未同意，他还在做她的工作。 　　樊建川，1957年生于宜宾，下乡当过知青，到内蒙参军，又考取军校，毕业后在重庆三医大任教，而后又转业地方到宜宾市地委政策研究室。1993年他在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任上辞职，下海经商。 　　迄今为止，樊建川人生的最后一次转折，就是开办建川博物馆。如今，在成都安仁镇主持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樊建川，自称“大馆奴”，要开办上百个博物馆。 　　樊建川说：“我的每次人生角色的转换都是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紧密联系的，都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在我身上的缩影。我喜欢收藏文物，也包括自己人生各个重要时期的实物，我这30年的人生故事和思想变革都可以浓缩在一件一件的实物之中。”目前列入樊建川博物馆计划的，正是“改革开放馆”。“改革开放馆将不设在安仁，有可能设在深圳，也有可能设在上海，目前正在论证阶段。”樊建川告诉记者。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1999年9月，建川博物馆成立。从那时开始，樊建川渐渐脱身房地产开发，全身心专注营建博物馆。众所周知，这十来年是中国房地产领域最赚钱的时期，而博物馆就像一个无底洞，无论多少钱投进去，都很少会有与投入成正比的经济效益。 　　然而，樊建川一发而不可收。他说：“1999年，并没有想马上要有一个物质形态的固化的博物馆，只想在哪个地方修一个房子，两间，几百平方米，东西搬进去就叫博物馆了。”2001年4月，樊建川在成都四川省博物馆租了一个场子办展。当时他请来了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军事博物馆馆长剪彩，他们看到樊建川的抗战系列藏品，大吃一惊。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盛邀樊建川前往办展。那时候，樊建川掂量出自己藏品的分量，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我忽然有了底气，一下子觉得自己的文物不比别人差了。” 　　在经过长久的思考后，樊建川决定开一个“博物馆超市”，特别是在看了杭州的宋城后，他觉得以500亩地的体量筹建博物馆，是较佳选择。这个思路无疑有些超前，毕竟当时一般省博物馆占地不过三五十亩。为了选择博物馆落户的地点，樊建川跑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很多地方。“因为我是房地产商人，他们认为我是骗他们的，拿到500亩地后，一定是用20亩做博物馆，剩下的480亩就会开发房地产了。” 　　也许是天意，2003年，樊建川通过竞拍的方式，得到了安仁镇的500亩土地。在经历了其自称的“一生中最忙的9个月”后，2005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馆聚落5个博物馆如期开放。8月15日，正是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当年的《人民日报》报道称：“樊建川先生筹资建立的大型系列博物馆，是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隆重献礼。……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和抗日战俘馆，专家认为，规模大、实物多、品级高……” 　　在建川博物馆的壮士广场，所有两百多位壮士造像都放在一个“V”字形下沉式凹槽空间里，凹槽总长81.5米、宽45米，象征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时刻。整个广场为一幅抽象的中国地图，赵一曼、高志航、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等烈士，站在他们牺牲的地方。邓小平站在华北，李宗仁站在台儿庄，毛泽东站在延安，蒋介石站在重庆，薛岳站在长沙，杜聿明、廖耀湘、张灵甫各就各位…… 　　樊建川告诉记者：“我想停留在1937年中华民族唯一的一次团结上，我特别希望中国人——共产党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当然还有地方军队，团结起来打日军和伪军，于是做了这个壮士广场。”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