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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 武夫开文治 　　摘要：宋太祖赵匡胤，军人出身，即位后矫晚唐五代之弊，优待士人，裁抑武将，开“文治巅峰”一朝。立国后定“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独幽燕难下，晚年欲迁都有险可据的洛阳未成，为后代埋下无穷隐患。 　　图注：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年-976年），生于洛阳，军人出身，后周时曾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县）归德军节度使。篡夺后周政权后，定国号为“宋”。矫晚唐五代之弊，优待士人，裁抑武将，开“文治巅峰”一朝。立国后定“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独幽燕难下，晚年欲迁都有险可据的洛阳未成，为后代埋下无穷隐患。 太祖誓约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破宋，俘虏了徽钦二宗。在这场中原文明的劫难中，有一个叫曹勋的宋臣，与宋徽宗一起在俘虏之列。过黄河十多日后，宋徽宗对曹勋说：“不知道中原的百姓可会推戴康王？”康王就是赵构，宋徽宗的儿子，后来成了宋高宗。 　　第二日，宋徽宗送给曹勋一道“密旨”，告诫他说：“你且乘机逃走，回去告诉康王赵构，来日北定中原，但按计策行事，千万不要以我为顾忌。”完了之后，他又不甚放心，向曹勋说：“太祖创立大宋之后，有誓约藏在太庙，告诫子孙不得杀大臣以及上书言事之人，违者不祥。” 　　后来曹勋从金兵的掌控中逃出生天，南下找到宋高宗赵构，具言徽宗所叮嘱之事。 　　此处徽宗所说的“太祖誓约”，是指大宋开国之君赵匡胤立国之后，为嗣位子孙定下的类似“宪法”性质的条文。关于这部“宪法”，后世说者众多，但大同小异。王夫之《宋论》里的描述是这样的——赵匡胤将“誓约”刻在石碑上，锁藏在宫殿密室里，继位的大宋君主，须进殿跪读，“誓约”很简单，只有三条，是宋朝的施政底线：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其中第二条的“不杀士大夫”（实际情况是“不轻易杀”，并非“完全不杀”），至关重要，它成为制度保障，使得赵宋这个由武夫开创的王朝，到达后人艳称的“文治巅峰”，士人的风骨、学问和能力，得到全方位展示。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天水是赵氏郡望，所谓“天水一朝”即指赵宋。晚清以来，无论是柳诒徵，还是钱穆、陈寅恪，这些博通经史的一流学者，都对宋朝赞叹不已。陈寅恪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指出宋人欧阳修、司马光、叶适对府兵制认识的偏颇，而后又为他们“开脱”：“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足见宋人在近世顶尖学者心中地位之重。 　　曹勋从徽宗那里带回来的“太祖誓约”，在南宋继续得到体现。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金国派出“诏谕江南使”出使南宋，引发南宋朝野震动，奇耻大辱举国弥漫。因为“江南”是当初赵匡胤对藩国南唐的称呼，金国此举，无疑是把南宋当作藩国看待。风口浪尖之时，南宋枢密院编修胡铨，得知秦桧、王伦等人与金国讲和，他愤慨难抑，写下一道奏疏上呈高宗皇帝，请斩秦桧、孙近、王伦3个主和派头目的人头，挂在竹竿上示众，并且羁留金国使者，准备兴兵北伐。 　　这道奏疏迅即轰动京城，一时人人争读。胡铨的同僚吴师古，连夜将此文刻板印行以飨国人。这篇文章甚至引起金国人的注意，他们以千金买来，先睹为快。其时秦桧在南宋炙手可热，胡铨的奏疏辞气凌厉、金人购读奏疏等事，一一授秦桧以口实。但即便如此，宋高宗和秦桧也未能伤害胡铨的性命，最终秦桧以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为由，将其贬官岭南了事。 　　宋高宗以及秦桧能斩武将岳飞，却不能杀文臣胡铨，这便是赵家“不杀士大夫”的遗制所致。关于宋太祖赵匡胤“不杀士大夫”誓约的真伪问题，史学界近百年来聚讼不休，但这个问题却又很次要，因为明确可见的史实是，赵匡胤后的每位宋朝君主，都未尝轻易杀戮大臣，被杀的大臣不是没有，但相较前代已大为减少。 　　据《蓼花洲闲录》记载，宋神宗在位时，因为陕西用兵失利，愤怒之余，要斩杀一名漕官。第二日，宰相蔡确前来议政，神宗问：“昨日批示要斩某漕官，执行了吗？”蔡确说：“正准备跟陛下说这个事呢。”神宗说：“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说：“自太祖以来，本朝未尝轻杀士人，我不想此事从陛下开始，请陛下三思。”神宗沉吟片刻，说：“那就在他脸上刺字，发配边远地区吧。” 　　这时，门下侍郞章惇（新党主将之一，后被列入《宋史·奸臣传》）闻言，高声说道：“要是这样做的话，还不如杀了他。”神宗问原因。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厉声说：“我身为皇帝，何以一件快意事都做不得？”章惇毫无惧色：“如此快意，不做也罢！” 　　宋哲宗在位期间，章惇秉政，一改当年劝谏神宗的大义凛然，痛击旧党政敌，将他们成批贬往外地，更建议哲宗派人秘密察访岭南，尽杀流放岭南的旧党官员。宋哲宗坚决阻拒了这一建议：“我遵循祖宗遗制，不轻易杀戮大臣，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也别再追究他们。” 　　大量的史料证明，无论“太祖誓约”是否真有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