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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拉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 袁东振 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也是许多发展中国 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一些拉美国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态度审视两者的关系。90年代以来，拉美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委内瑞拉政局动荡、墨西哥恰帕斯危机、巴西分裂主义势力抬头、阿根廷一些地区发生骚乱等，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二者关系的关注。 一、经济发展是推进社会公正的条件和手段 1.经济发展是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社会公正程度归根结底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只有经济得到发展，大多数居民物质、文化水平及福利的提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在经济发展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少数富裕的特权阶层要想过上奢侈豪华的生活，惟一可行的手段是剥夺占人口绝大多数贫困阶层的财产、收人和利益。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客观上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少数特权阶层的奢侈生活无须以另一部分人生活状况的恶化或生活水平的剧烈下降为前提，即无须采用那种赤裸裸的剥夺手段。目前，拉美国家社会不公问题突出，贫困问题严重，固然有其复杂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是许多拉美国家存在严重社会不公或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虽然许多拉美国家战后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其在经济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例如，1980年，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仅为美国的26%,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是拉美国家制造业能力总和的3. 9倍①。即使拉美的地区性强国，其总体实力仍难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例如，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1988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 98万美元，巴西为2160美元，阿根廷2520美元，智利1510美元，秘鲁1300美元，墨西哥1760美元，哥伦比亚1180美元，委内瑞拉3250美元②。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依然不合理，许多国家农业部门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农业部门生产率低下，人均农业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呈下降趋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不能自给，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纵观今日之世界，不发达国家社会贫困的规模和范围、社会不公的总体程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收人分配不公现象越来越严重。穷人没有合理地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变得越来越穷。许多国外学者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及贫困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几乎40%人口的收入不能使其得到足够的营养，因而处于绝对贫困之中;在那些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国家，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60%或者更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拉美国家，其贫困的程度和范围、社会不公的规模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要广泛得多，严重得多。例如，1980和1986年，危地马拉分别有65%和68%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秘鲁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分别达到46%和52% ,其中处于赤贫的分别为21%和25%；洪都拉斯1986年有71%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51%处于赤贫状态。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阿根廷，1980年和1986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为9%和13%，只有2 %和4%处于赤贫状态，在墨西哥等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拉美国家，贫困家庭所占比重也相对低一些。同样，在一个国家内，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地区，贫困和不公正问题比发展较快的地区更加突出。例如，1980和1986年，巴西城市地区有30%和34%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农村高达62%和60%，其中处于赤贫的家庭在农村高达35%和34%，而在城市，赤贫家庭为10%和13%③。 2.经济发展还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即使在政府收人分配政策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仍不失为推进社会公正的直接手段之一，这主要表现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拉美国家，一般地讲，职业不固定或仅从事零星工作的人大多处于非常贫困的阶层之列，而那些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有固定职业的人一般拥有比较可靠的收人，因而不致落于贫困线之下。虽然我们不能说获得了就业就摆脱了贫困，但不能否认，为非常贫困的人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其获得比较稳定的收人来源，不失为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促进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导致社会公正;公正不一定必然损害增长和效率 经济发展是推进社会公正的手段和条件，但是，单纯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能够自动消除社会不公和贫困现象，不能自动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同样，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并不一定以收入分配的恶化和贫困人口的增加为前提。在经济发展和公平配的关系问题上，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倾向于“经济增长第一，收人分配第二”，并认为不平等的收人分配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拉美经委会也曾认为，“社会不均将会在发展的强大动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