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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承载力研究 【摘要】以中国16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资源、环境、生态三个维度构建了基于国土开发压力的城市群承载力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城市群的承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城市群国土开发压力分异明显，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高、区域自然条件差的城市群，区域承载力相对较低，国土开发压力相对较大；第二，城市群国土开发压力的分异主要来自生态维度；第三，城市群的资源紧缺度与资源集约利用度不匹配，部分资源紧缺度高的城市群，资源集约利用度较低；第四，城市群环境压力与治理效率未能实现有效耦合。针对上述研究结果，从经济增长方式、区域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 【关键词】国土开发压力；城市群；承载力；熵值法 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82年至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长高达1.03%，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1]。如何在前期量变的积累下完成质变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国土开发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空间上的体现，正确选择中国国土开发的战略和格局成为迎接挑战的核心任务。世界银行基于发达国家早期的经验提出的“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削弱分割”的区域发展3D框架对国土开发颇有参考意义[2]。基于这一框架，具有高密度集聚特点、地处中国交通枢纽、城市内部联系紧密的城市群是带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国未来国土开发的重点区域。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多数学者的认可，如宁越敏指出，城市群既是国家经济的重心和区域发展的引擎，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重要功能区域[3]。 城市群能否承担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功能，取决于城市群的承载力能否支撑其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城市群的经济活动强度和人口密度进一步增加，导致城市群的国土开发压力倍增，生态环境呈现总体恶化趋势，区域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4]。如何在国土开发中协调城市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群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了客观地评价各城市群的发展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国土开发战略，本文对认可度较高的16个城市群的承载力开展综合评价，以期辨识各城市群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促进中国城市群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相关研究进展 区域可持续发展及人地关系机理调控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点前沿领域[5]。方创琳将这一领域提出的新理论归为人地系统协调共生与耦合优化理论、人地系统危机冲突与错位异化理论、人地关系分形辩证与系统构型理论三个流派[4]。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的特点，由于具有相似的特点及共同的研究对象，国土开发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发挥优势的重要领域[6]。 在众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中，承载力理论最为丰富。承载力理论起源于人口统计学、应用生态学和种群生物学[7]。这一概念的早期应用集中于动物的种群数量研究[8]。1953年，欧顿(Eugene Odum)提出了承载力概念的精确的数学表达式，为承载力模型的构建奠定了基础[9]。自20世纪60年代起，生态学家开始参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承载力理论的应用也随之超出了种群研究的范畴。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发表促进了承载力概念的应用[10]。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仍囿于将生物种群的承载力理论直接用于人类社会，尚未提出针对人类承载力研究的方法和理论[4]。但这一空白很快得到填补，1978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发布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成为此后大量承载力研究开始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起点[11]。在这一领域中，瑞斯(William Rees)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获得了极大的关注[12]。 中国学者在承载力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内容从早期的人口承载力逐渐拓宽至单要素承载力、区域承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等多个分支。伴随着城市群的出现，中国学者针对城市群的单要素承载力及综合承载力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其中单要素承载力已经有了较为丰富和系统的研究，如陈红等对辽中南城市群的水资源承载力进行的研究[13～14]。在多要素综合承载能力的评价方面，中国学者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均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方面，王学军提出的“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刘殿生提出的城市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张传国和方创琳提出的生态—生产—生活“三生”承载力等都是有益的尝试[15～17]。在实证方面，中国学者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毛汉英和于丹林将状态空间法应用于区域承载力研究，对环渤海地区的承载力进行了评价；吕斌采用单要素承载指数和综合指标体系两套评价方法对中国五大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了比较；刘惠敏采用时序全局因子方法对长江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