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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的藏书票 　　20世纪30年代，战火的硝烟掩盖不住藏书票在世纪更迭初始的“流行趋势”。超级大国的元首纷纷拥有了自己的私用书票。作为“二战”时期盟国的首领，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藏书票成为象征正义一方的传世画面。相反，轴心国的两大党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藏书票被映衬得与“正义元素”格格不入。在芬格斯坦为众多名人名士设计的藏书票中，这枚为墨索里尼制作的书票颇受争议，引人浮想联翩。 　　与之前介绍的芬格斯坦为罗斯福制作的书票比，墨索里尼的票子没有了罗斯福票面中丰富的元素、宏大的人文主题，丢掉了浪漫的田园风光、天堂般的祥和意境，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仅是唯我独尊的元首形象。墨索里尼身后矗立的罗马石柱上高耸着一匹奔马，应是从首都市政广场上窃来的坐骑，跃跃欲试等着新主人来驾驭。背景中意国的版图如女子的长筒靴卧于海中，天空乌云翻涌，水鸟戏谑着浪花，暴风雨即将来临。墨索里尼手扶额头边阅读文件边苦思冥想，谁人知晓他脑子里正在酝酿着何等“远大计划”？这幅画面仿佛在不断地重复着他的一句格言：“你们可以赶我出去，可赶不走我的思想。” 　　上世纪30年代，芬格斯坦与墨索里尼的人生轨迹随着各自的人生抉择发生了重大改变。1936年，逃亡的大潮将芬格斯坦带到了意大利。用“逃亡”来形容犹太人在30年代从德国、东欧举家迁移到意大利的情形并不为过。美国历史学家费尔斯蒂娜（Mary Felstiner）的一份名为《1933～1945意大利的大迁徙》报告中，“米歇尔·芬格斯坦”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他与数千名从德国、波兰、奥地利等国逃亡到意大利的犹太人一起成为那“犹太天堂”的暂住居民。当时，意大利是欧陆少有的允许犹太人入境的国家之一。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对待犹太人的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与德国有本质的区别。自19世纪末的意大利“复兴运动”起，犹太人即享有与普通公民应有的各种平等权利，犹太人在意大利社会的地位随之提高。异族、异教之间的频繁通婚使得犹太文化渗透于意大利各处，多种文化、种族、信仰在同化中交融交错。1930年，一项保护犹太群体合法享受公民权利的法律通过。随即，位于首都罗马的犹太社区联盟成立，此联盟主要帮助那些在他国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来到意大利重新开始生活。直至30年代中期，生活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几乎未曾受太多来自异族的歧视或不公的待遇。墨索里尼当然不能无视犹太族群在意大利社会中的影响。他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地向犹太人推行自己的激进理念并开始发展自己的拥护者。很快，他获得了约4万犹太民众的支持。意大利的犹太人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洗脑后竟然加入了反动的队伍，他们中的很多人参与了1922年10月28日由墨索里尼号召的“进军罗马”的万人“夺权”行动，此事件直接导致意大利民主政府的垮台，取而代之的便是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在一段时期里，意大利犹太人在新任政府内阁占据着多个重要职位。 墨索里尼的藏书票，芬格斯坦绘，铜版腐蚀（1938 年） 　　1933年后，任何外国人甚至是无国籍人士在进入意大利境内时均不需要签证。根据费尔斯蒂娜报告中的统计：从1933年初至1934年10月间，共约有1129名来自德国和波兰的犹太难民进入意大利，两年后这个数字攀升到了5925人；1936年5月有近1481名德国犹太难民入境。他们中37.5%的人选择在米兰安家，其余的分布在意大利的其他几个城市：罗马、佛罗伦萨、巴尔扎诺等。这份报告里的数字和时间同现有关于芬格斯坦的资料内容是吻合的，足以证明芬格斯坦确实在1936年随着1000多名德国犹太难民来到意大利并在米兰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3年，德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建立了“帝国文化协会”（Reichskultur-kammer），所有艺术家若想继续在德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效忠并团结在“帝国的领导下”，帝国会赋予“听话的人”一个“统一的方向”。那些不愿加入“协会”的犹太艺术家只得背井离乡，意大利一度亦成了艺术家再次聚首的摇篮。对于芬格斯坦，柏林是他的艺术人生的起始点，米兰则是他生命最后的落脚处。在米兰，犹太艺术家可以不受约束地举办公开的画展，这使得芬格斯坦在艺术生涯的尾声仍可释放最大的潜能。与他一同逃亡的犹太艺术家中不乏绘画界的名家：德国抽象派画家阿道夫·弗莱希曼（Adolf Fleischmann，1892～1968），德国现代绘画运动的先锋、马蒂斯的学生鲁道夫·莱维（Rudolf Levy，1875～1944），德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弗莱克斯·努斯鲍姆（Felix Nussbaum，1904～1944）。但有的人最终仍未能逃过那场浩劫：莱维和努斯鲍姆先后惨死在意大利的卡皮集中营和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费尔斯蒂娜将芬格斯坦作为逃亡到米兰的德国犹太画家的代表写入了报告：“一位似乎被人遗忘，而富有冷峻幽默的表现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