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的岛被种下什么样的树？.docVIP

悲情的岛被种下什么样的树？ 　　“以诗为花纪念二二八，在受伤的岛种下希望的树。”一本纪念“二二八事件”50周年而出的诗集封面上，写着这句话。 　　早在1987年台湾正式解除“戡乱总动员”之前，台湾文学书写早已突破禁区，挖掘“威权时代”曾被压抑或遗忘的历史。这其中，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凝聚了最多的目光。 　　通过描绘二战后台湾岛上最大的流血事件、数十年的政治禁忌，“二二八”文学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细节的台湾史。 冬夜里的烛光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当年被国民党政权以简单笼统的“奸匪煽动”盖棺论定。但在当时台湾报刊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光复后，台湾社会矛盾不断叠加，进而引发动荡，早已是山雨欲来。 　　散文《卖烟记》、小说《农村自卫队》、《冬夜》均发表于1947年的1月、2月之间，正在事件爆发前夜。署名“踏影”的《卖烟记》揭示光复后卖“私烟”现象背后隐含的社会矛盾，包括沿袭日据时期的“专卖局”对台湾利益的损害、外省官员的贪污腐败与严重的失业问题等等——专卖局警察查缉私烟打死人，恰恰是“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丘平田的《农村自卫队》中，“平田村”农民们秘密组建“农村自卫队”，暗示暴力斗争的可能。而在吕赫若的小说《冬夜》中，枪声已在寒冷凄清的夜里响起来了。 　　《冬夜》女主角彩凤与三个男人——木火、郭钦明、狗春的故事，正是光复前后台湾社会的缩影。战时，彩凤新婚的丈夫木火被日本殖民政府强征“志愿兵”到菲律宾，一去不归；战后，遭到“浙江口音”的官僚、花花公子郭钦明的欺骗凌辱，沦为暗娼；彩凤的“熟客”狗春，则是自南洋战场回台的“台籍日本兵”——光复后台湾的失业大军的主力，也是日后“二二八事件”中武力对抗的主力。小说结尾，彩凤与狗春在半夜突然被警察包围、追捕，其场面、声势，与以后诸多描写“二二八”的小说中军警抓人的情节几可混 同。 2012年11月8日，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二二八事件”的亲历者吴庆年（左）和陈明忠（右）参观展览。 （CFP/图） 　　《冬夜》发表后不久，“二二八”爆发，吕赫若参加了台中的“革命”，并在其后的逃亡中失踪，其生死之谜，也成为日后作家学者不断挖掘的题材之一。 　　“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的文化控制日益严密。此后漫长的时间里，台湾本土间或有涉及“二二八”背景的作品，但都相当隐晦不彰，更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直到1970年，作家吴浊流自传《无花果》出版。 　　曾先后任《新生报》、《民报》记者的吴浊流在书中通过追忆自我的成长历程，“把我所见所闻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写出来”。 　　很快，《无花果》遭当局查禁，却因此秘密流传于台湾与海外，更被独立论者当做台湾知识分子因“二二八”而“破除对父祖之国虚无缥缈的幻想”的例证——这成为“二二八”文学政治化之滥觞。 　　197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各政治势力都感觉到了“二二八”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大量海外“二二八”著作辗转进入台湾，特别是流亡日本、美国的台籍人士作品。例如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和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 悲伤合流 　　本土力量以“二二八”为旗，一方面召唤出亲历“二二八”者的悲情，一方面也引动了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追寻“自身历史”的激情。 　　此时恰逢台湾解严前后，台湾人对生存的长期受压抑、伤害状态的觉醒，使得不同身份、不同世代以及不同性别的作家纷纷介入“二二八”书写，俨然形成一种“伤痕文学”的气势和潮流。 　　1983年发表的林双不的短篇《黄素小编年》，以待嫁女黄素的无辜入狱和疯癫一生，揭示事件给无辜者留下的伤痕，并用“开不了口”的黄素象征本省人的处境——没有出声的权利。 　　《前进时代》杂志1984年3月发表的《钟理和日记》，则是已故作家在事件现场的第一手记录。当时因病住院治疗的钟理和，不断看到来求助的伤者，用外省人头破血流的狼狈、恐惧和本省人的激愤情绪，折射出普通台湾人在时代变动中的不明和悲哀。 左图： 电影《被出卖的台湾》剧照 　　右图：电影《悲情城市》海报 　　诸多血泪飘零的个体控诉中，1988年，蓝博洲的短篇小说《幌马车之歌》把视角拉大到国民党“戡乱总动员”里的白色恐怖，以钟理和的堂兄钟浩东为“原型”，展现了一个台湾青年寻求光明的艰难历程（1995年，导演侯孝贤将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好男好女》）。 　　书中，钟浩东作为小学校长保护了学校里的外省老师，并在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清剿中死于国民党枪下。“在‘二二八’愈来愈被当做一个政治工具以重新划定‘历史’的时候，寻找那些在白色恐怖中失去踪影的台湾知识分子，探访他们曾经的理想与热情，或许更能体现对专制的反省、批判精神。”台湾作家陈映真如是说。 　　1989年，台湾电影也有了自己反映那段历史的代表作：侯孝贤导演，吴念真、朱天文编剧的电影《悲情城市》。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