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花季”少年时期.docVIP

我的“花季”少年时期 　　“花季”这个词，从字面上理解应是充满阳光的时节，常常被“比喻人15到18岁青春期前后的年龄段”。人老了容易怀旧，生于1953年的我，其“花季”少年时期，是1968年至1971年。仔细想想那些年头，没有梦幻，没有浪漫，有的仅是狂热，仅是苦涩。 　　印象中的学校模样 　　1968年夏天，我接到了初中入学通知。结束了两年多漂泊校园外的日子，满怀憧憬地跨入中学大门，甚至还在做着考高中上大学的美梦。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仅仅连一年都不到——1969年夏天，学校就宣布我们“初中毕业”了！ 　　那是几千年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讲给今天的人听，犹如“天方夜谭”。 　　首先，在校期间，我们没有参加过一次考试，不论数学、语文、外语、政治、史地，没有小考，没有期中考，也没有期末考，没有见过毕业证，此等现象史所罕见。 　　其次，既非三年制，也非两年制，又非强化训练，也不是短训班，一年毕业的初中学生，闻所未闻。 　　其三，学生没有课本，老师没有教材，难以想见。学生手上的“书”，全是我和几个同学用钢板蜡纸比照外地学校的油印本刻印、装订成册发给学校800多名学生的。我只是小学毕业，初中数学、化学的公式、方程、符号等全然不懂，只能照猫画虎，错谬百出，误漏连篇。加之一张蜡纸油印800多张，已是褶皱满页，模糊难辨。还有装订粗糙，丢页落页重页，连油印的油墨也是有稠有稀，稠了调汽油，稀了加油墨，印“书”的纸张也是薄一张厚一张，粗一张细一张。由此可以想见由我等学生刻写、印刷、装订、发放到学生手中的“书”，该是啥模样。 　　其四，学校不叫学校，年级不是年级，班组不成班组，完全没有学校样子。我们学校的名字叫“机厂五七战校”，乍一听像飞机厂的航校或军校，在文革极左、狂热、愚忠流行时，这类名字很是耀眼，与那时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学校比，身为“战校”一员，我们当时很是骄傲，很是盛气凌人。其实就是煤矿的机电修造厂管理的厂办校而已。年级改称连队，班级改叫排班，井陉矿区的几所学校的学生组织称为“石家庄市红卫兵第十军团”。我的两名同学，男同学当了“军团司令”，女同学当了“军团政委”。他们的父辈都是多半辈子下煤窑的矿工，大字不识几个，不知如何修的福，儿女当上了那么大的“军官”。那时学校不论男生女生，不论年级高低，全是清一色的绿军装、绿军帽、绿色解放鞋，肩背绿色军挎包，臂戴“红卫兵”袖章。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时身穿军装、手捧“红宝书”的照片。当时全国各地都处在那种狂热、喧嚣、盲从、偏执状态。学校当然在所难免，只是学生荒废了学业，让人痛心。 　　其五，校长管不了学校，教务教学大权旁落。我们学校校长（当时称革命委员会主任）、副校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都是资深的教师出身，热爱教育事业，倾心教育工作。可是他们都做不了学校的主。做主的一是“工宣队”，即“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二是“军宣队”，即“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的气候是“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可“工宣队”的负责人都是从工厂钳电车间和铁铆车间抽调的老师傅，他们握老虎钳、抡大锤游刃有余，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可是对教育一窍不通。“军宣队”的负责人倒是个团参谋，摸爬滚打或许过硬，讲课则一窍不通，站在学生面前只会喊“稍息”“立正”。该做主的做不了主，不能做主的乱做主，学校完全处于一片散沙之中。 　　其六，老师人人自危，难以授课，稍有不慎，自身难保。当时学校的老师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文革前的老教师，教了一辈子书，但是被狂热的学生视为“封资修”，随时可能成为批判对象。二是由煤矿各处室抽调到学校的机关干部，他们多有一门专长，可不懂教育教学，学生并不买这些老师的账。三是文革前刚毕业的高中生，他们无缘考大学，其中学文化功底比较扎实，但无教学经验。这些老师和学生年龄、经历相仿，与学生有共同语言，他们没有受冲击或批判的危险。 　　记得有位女老师的丈夫是煤矿的领导干部，当时已经被当成“走资派”揪斗。因此，这位女老师平日就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一次全校师生开批判大会，她可能发言不积极，一位同学领头喊了一声：“×××包庇走资派罪该万死！”台下立即喊声一片。当场便有许多同学冲上去把这位女老师的双手反背起来，按下头让其“低头认罪”；第二天她就去打扫卫生了。我所在的二连三排的班主任老师×××，曾经当过我父亲的识字班教员。他给我们上时事课，讲到当时有个解放军英雄叫门合，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学习门合把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他没有注意少写了一个“对”字，正在听课的工宣队员好像看出点儿意思，说他写得不对，教了一辈子书的×××很自信说“没错”。这时一个同学站起来喊口号：“×××反对工人阶级罪该万死！”立时有许多同学把这位老师拉下了讲台，让他去烧火熬糨糊，贴学生写的批判标语。正巧，标语是我写的，内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