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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志与彝文文献收藏研究 　　【摘要】作为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杨成志先生在彝文文献的搜集、收藏和整理研究方面的贡献独树一帜。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对彝文文献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当之无愧的彝文文献研究的先行者和拓荒者，为后学的整理、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他早期关于彝文文献的许多著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该学科领域的标志性经典。 　　【关键词】杨成志；彝文文献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3-0074-006 　　杨成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博物馆学家，也是彝族历史文化和彝文文献研究的拓荒者。他的学术贡献，已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但均未延及彝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彰显杨先生在彝文文献搜集与整理研究领域的独特价值。 　　杨成志是整理研究彝族文化典籍的先行者，对彝文古籍的搜集、介绍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岑家梧在《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称其为“中国第一位对罗罗进行系统调查的学者”。就目前所见材料，他不但是最早大规模收集彝文经典的国内学者之一、第一个公开发表彝文翻译作品的国内学者、对彝文古籍进行分类的国内学者第一人，而且还是将彝文文献研究成果推上国际学术论坛的我国学者第一人。 　　一、杨成志其人 　　杨成志教授（1902-1991），广东海丰人，我国老一辈著名民族学家，也是我国最早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学者之一。1927年任职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在教会学校练就的扎实英语基础，是杨成志进入中山大学后涉足人类学领域的利器。1928年杨成志翻译的《民俗学问题格》在《民俗》周刊陆续发表。稍后，与顾颉刚等人开办民俗讲习班，与钟敬文先生合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杨先生从此踏上了民俗学、人类学研究之路。翻译实践过程，其实是杨先生对民俗学研究理论内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也是强化学科意识和竖立学科观念的过程。他意识到调查研究是形成民族特色和本土化民俗学理论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开掘中国民俗的金矿，要完成‘中国民俗学运动’，非我们自己去努力调查搜集整理研究，以求得精深的发现不可”。 　　1927年11月1日，顾颉刚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中指出：“鼓励研究所同仁要实地去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新学问。”采风问俗在当时似乎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余永梁也认为，“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乘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的一种损失？” 　　当时中山大学重视民俗文化的学术取向，强调实地调查，到民间寻找学术新思路的学术氛围，是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的外在促成因素。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学科本土化意识，促成了杨先生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开辟了彝文文献研究的新园地。杨先生的本意是对彝族社会进行人类学调查，彝文文献的发现似乎属于意外的收获。杨先生极具语言天赋，进凉山之前，先在六城坝专门学习彝族语言，还请了一位叫王正庭的翻译。从凉山回到六城坝，杨成志又让保头为他“请了一位白毛先生专教罗罗文”，后来在巧家县城，“更聘七甲的一位老‘白毛’（78岁）到教育局教我夷文”。在较短时间内学会彝语，识读文字，并多方努力搜集收藏彝文经典，在“其（彝族）文经向来不为汉族人士所推重及发扬以至逐日失传”的当时，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深刻认识到抢救濒临绝境的彝文古籍的重要性，积极收集彝文经典，为保存彝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不能不佩服杨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巨大的学术勇气。 　　二、彝文文献的搜集与收藏 　　1928年，受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与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委派，杨成志、容肇祖和俄人史禄国（S.M.Shirkogoroff）夫妇一行四人，从广州出发，取道海防、河内，到达昆明。一个月后，其他三人因故返粤。经过一番前期准备工作之后，杨成志先生只身深入凉山彝族地区，“统计有二十五天，足迹所及纵横凡两百余里，经过的乡村亦达百余”。返回昆明后，用四个月的时间，到东、西、南、北四乡实地考察，收集散民、白夷、子君等彝族支系经典古籍近百部。时人对杨成志先生的凉山之行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实我国空前未有之民族调查成功之一员也”。在杨成志之前，国内学者还未曾深入大小凉山及云南一些民族地区实地考察过，因此，杨成志是较早深入到民族地区并作较长时间民族调查的民族学工作者。 　　杨成志从“民国十七年七月十二日起至十九年三月廿三日抵校止，共一年八个月”，调查了“滇南、川滇交界的巴布凉山、昆明、河口和安南。收集的民俗品大小数百件……其中以独立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