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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信：“中国梦”的奠基石 　　每一个民族在前行的过程中，不仅要因应时势，制定发展战略，谋划发展举措，还要反思传统，回顾历史，省察当下，环视世界。只有如此，一个民族才能胸有成竹，行走稳健。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发展中认识、理解、转化、提升自我，才能逐渐树立、巩固和显示自信。 　　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恰当评估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活跃于世界历史舞台，在于它拥有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包容性强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为世界其他民族所认可，也在于它拥有标识其民族情、民族性格、民族思维的传统文化。从王朝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华民族之所以未能湮灭于治乱嬗替之际，主要是基于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融合力的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发展所具有的民族特色，也正源于这种薪火相传、推陈出新的传统文化。既如此，我们如何对这种传统文化所体现出的软实力给予中肯的评价，就是对中华民族自信的一种直接诠释。 　　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评估采取“精华”、“糟粕”二分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非常明晰地把传统文化断为两截，指导时人对传统文化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这种二分法值得深究。至少有以下两大问题需要回答：确定“精华”、“糟粕”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由什么人或什么机构来确定？二分法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造成两个明显的缺失：一是使博大精深、内容多样的传统文化简单化；二是使传统文化趋于功利化，最终可能陷入庸俗化。 　　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评判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标准。它既损伤传统文化本身的内涵，又造成中华民族对自身创造的传统文化的自卑，尤其是当将它与当代日益多元复杂的发展态势联系起来的时候。但是，一个民族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必须具有远见的同时，还必须具有自我省察的能力，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估量上。2013年3月，习近平在谈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并没有沿用以往“精华”与“糟粕”二分法来裁断，而是明确指出了哪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对自我文化传统的自信。具体而言，他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① 　　按照上述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具体把握，我们便可以多角度对其寻绎并总结：可以撷取其中的嘉言隽语，可以辑录其中的善行美德，可以汇编其中的人物事迹，可以采集其中的轶事趣闻。这样一来，学习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就不至于成为高头讲章或者流于喊口号，就有具体而实在的学习内容，就既能真正传承光大中国传统文化，又能牢固树立对记录中华民族精神史的传统文化之自信。“中国梦”也只有基于这样的自信之上，才能固本培元，才能勃发出文化的融摄力、吸纳力与生命力，才能持续不断激活中华民族的血脉。 　　对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准确定位 　　“中国梦”的确立，不惟要自信于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指向，而且还要准确定位最切近于当代的近现代发展史。不论采取何种视角去解释中国近现代发展史，有两点应是共识：一点是当今中国的发展是直接接续着中国近现代史的；另一点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是多元的、复杂的、动态的。 　　当我们用“革命”的视角来回顾、书写中国近现代发展史时，它的优点在于明确其发展的主线，突出了“革命”的合理性，说明了人民共和国肇造的合法性。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并理解了这些，自然不能轻言“告别革命”，也不能轻谈拥抱“宪政”。革命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发展史，它的问题在于压缩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现实，在于压抑了社会发展的多样化主题，在于抽空了历史记忆解读与构筑的复杂性。这样既刻意剪裁了近现代史本身，又引导民众对中国近现代史予以教条化、庸俗化认识，最后很难建立起对中国近现代史综合的、多维度的理解，以至于丧失了对历史的自信。 　　从改良、改革、变法、新政等方面来解读、讲述中国近现代发展史，并不是说它们就比从“革命”视角的解读、讲述要高明，而是它们呈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多样性，表明了历史主体与主题的多元性，揭示了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巨变与多变性。因此，我们在积极主张从多角度来解说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时候，不是要有意贬低“革命”之“史”的应有价值，而是说“革命”之“史”本身也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当它与其他角度的陈述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对立的时候。就从对孙中山本人的解读来说，也未必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一开始就致力于“革命”了。早期的上书李鸿章，以及有关主张发展农政的言论，表明了其和平改革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