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剧场的草台精神.docVIP

民间剧场的草台精神 《共和笔记》上海演出 《小社会》上海演出。 草台班平日工作坊。 　　自2005年创建以来，草台班，这个以上海作为大本营的民间剧场团体已经集体创作并演出了《38线游戏》（2005年）、《狂人故事》（2006年）、《蹲》（2008年）、《鲁迅二零零八》（2008年）、《小社会》（第一、二卷）（2009～2010年）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今年上半年，又接连推出《翘臀时代》（集体创作/导演：侯晴晖）、《不安的石头》（编剧/导演：赵川）、《变形花园》（编剧/导演：吴梦）、《我把春天喜欢过了》 （编剧/导演：庾凯、疯子）等几部更加鼓励从个人创作出发的新剧。 　　草台班由赵川主持创作，吸收了如疯子、庾凯、侯晴晖、刘念、吴梦等一批所谓的“非科班”出身，把大部分业余时间投入剧场（特别是社会剧场），且不计报酬的骨干成员。除了剧场部分，草台班也举办表演工作坊、讨论会、文化站、巡回演出或外出拉练等活动，将这个“自谦”仅仅做非盈利、平民戏剧的业余草台班子逐渐发展为中国民间剧场中一块精彩且难得的公共平台。 　　初识赵川很偶然。2007年夏，我们都在北京九剧场门口跟着樱井大造的团队为即将上演的《变幻痂壳城》搭帐篷。2012年再见时，我说怎么依稀记得当年你和草台班开了辆大公共来北京“串联”的，他说这就是草台班给人的质感吧：流动的、临时的、简朴的，还时不时自娱自乐一把。今年初夏再见，他又笑道，“如果你跟我讨论专业 （剧场），我不懂；如果你跟我讨论业余，我在搞业余上比任何人都专业。” 逼 问 　　赵川说，“草台班坚持做的事情实在不是件日常的事情。我们在资本驱动的社会大环境里好像不是一个自然的实体。”赵川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逼问剧场》一文，倡导以“逼问”的方式创作民间剧场，进而创造民间空间。或许我们可从这“逼问”二字略窥“不日常、不自然”的草台精神之一二。 　　首先，逼问剧场产生并发展于既非职业（如国有院团）也非商业的社会空间中。它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就草台班而言则吸收了“三六九等”上海学生白领准白领，也吸纳了（有限的）社会资源—比如王景国老师常年为上海非职业剧社免费提供的下河迷仓剧场空间。就这个无固定活动经费、无固定排演地点、在村台闾弄中寻摸容身之地、知音之交的草台班子而言，也许“不自然”的反而是它的那个正规的、占据大量资源却无所作为的对立面。或者说，草台班之存在及其主体性也正是在逼问中国当代民间剧场和民间戏剧不健全也不健康的当下生态，更不必说它以逼问立场所做出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改造上的种种努力。 　　其次，正如《小社会》演出前那段开场白—“看戏过程中，欢迎您打开各种通讯工具，欢迎您小声或大声与外界通话，在我们的社会剧场中，欢迎您与生活保持密切联系”—草台班有意强化“剧”（戏剧）之小环境与“场”（狭义到演出场地、广义到社会场域）之大环境间的互动与摩擦，将转型期国家与市场既依存又对立却将社会浸泡、压制于（政治和资本）权力之中所出现的 “不日常、不自然”置于草台之上，解剖分析。或许草台班处理的某些社会问题过于庞大抽象，嫁接在舶来理论之上，或如同《小社会》中时而挺身而出、炫技般地用几种语言朗读《共产党宣言》片断的那位来自加州大学的教授 “老康”一样“隔空喊话”。然而，草台班执著于缝合历史、现实与再现间的断裂，在剧场时空间中建立演员和观众对现实处境的同步思考，也用它那粗糙、简陋、“不够漂亮”的剧场去逼问那些由搞笑悬疑穿越多媒体的商业剧“培养”起来的年轻都市剧场观众，也逼问他们的娱乐消费、情感消费和文化消费习惯。 　　再次，“逼问”在赵川的论述中是自省与自我挖掘，是摘下假面和逼近真相，是建立在布莱希特反叛亚里士多德模仿观和叙事论基础之上进一步揭露再现幻象、下放剧场权力关系的实验。草台班的团队内部有诸多差异：如多元的身份（年龄、职业、性别、出生地、家庭背景、文化程度等等），加入团队的不同初衷（进入社会批评的场域、沿袭校园戏剧的传统、寻找沪上社交平台等等），以及这种种差异所引发的成员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上的区别。赵川和草台班坚持剧场方式，正是因为与其他媒体不同，剧场不仅为参与者提供了多样化并多变化的交流方式，充分释放观/演者的生活能量和生存体验，也常常期待不可预测的“游戏”结果。无论从实际操作层面还是美学层面，逼问剧场的对象是将社会规则和伦理秩序内在化后的“自我”，它暴露了普通人“日常的、自然的”规范展演（performance），也赋予他们在剧场中创造“非日常、非自然”的机会。 寻 找 　　我问赵川，现在草台班所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缺少同类，”他脱口而出，“我们好像成了孤证。” 　　交谈中，赵川简单梳理了对草台班早期发展颇为重要的亚洲民众剧场：菲律宾教育剧场、在香港推行民众戏剧的莫昭如、钟乔的台湾差事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