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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管理为何私有化 　　在治理了泰晤士河一百多年后，1980年代，一个瓶颈出现了。原有泰晤士河管理局兼具政府和国有企业双重职能，它阻碍了这条河流两边的人们喝上更干净清洁的水。私有化改造最大限度地打破了这个瓶颈。这条英国最知名的河流，在私营公司和政府监督的合力下，变得更加充沛、洁净。 　　“资金匮乏” 　　从工业革命大幕开启，直至18世纪末，泰晤士河都还河水清澈、水产丰富。进入19世纪，沿岸工厂和人口与日俱增，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持续排入，泰晤士河的污染开始积聚、酝酿。 　　工业革命后期，伦敦人口由约百万增至近三百万，大量生活垃圾被随意倒进泰晤士河；抽水马桶的普及，使得化粪池难以为继，于是人们也将之接通下水道，直接排入泰晤士河。 　　早期，伦敦80%的饮用水源自泰晤士河，但时代的局限，让当时人们并无保护自家水源的环保意识。 　　1830至1860年间，英国接连爆发霍乱疫情，几万人因此丧命。医学研究认定疫情源自污染的河水。 　　1858年6月，暑热让泰晤士河臭气熏天，即便窗户挂上浸过消毒液的床单，议会大厦里议员们依然呆不下去。那一年史称“巨臭之年”。 　　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1855年曾有一次在泰晤士河乘船的经历，他看到河水呈不透明的浅褐色，于是写信给《泰晤士报》呼吁，这条穿越伦敦的河不应该沦为臭水沟。 　　不能再往河里排污的意识开始普及，开始有人提议改造伦敦的下水道，拦截通往泰晤士河的污水。然而，泰晤士河的治理，从一开始就遭遇了资金难题。 　　1854年伦敦工程董事会成立，首席工程师约瑟夫·巴瑟杰特设计在泰晤士河两岸修建与河道并行的下水道，将城区污水引至伦敦下游排放。但由于耗资巨大，该计划未获通过。 　　“巨臭之年”迫使时任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仓促通过法案，让工程董事会向伦敦居民募集资金，约瑟夫的计划得以在当年开工，持续到1874年才完工。 　　但约瑟夫的下水道只是转移污水到伦敦下游泰晤士河口处，并未根本解决污染问题。 　　1878年，蒸汽机船爱丽丝公主号在泰晤士河上撞船沉没，六百多人丧生，事后调查认定，多数遇难者并非溺水身亡，而是因河水污染严重、中毒致死。 　　1871年版的《伦敦水法》英国才确立水质标准，供饮用的水和排进河道的水都要经过处理，伦敦还首次设立“水质检测员”定期检查。负责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的私营公司开始出现。 　　水处理工艺日渐改善，采用新型钢管、修建水库、引进双重净化技术等都需要大笔资金。20世纪初英国开始推动国有化，为获得政府财政资金，很多私营水务公司转为公有制。 　　1957年，泰晤士河却因水质太差，含氧量太低，没有水生物可以存活，被最终宣告“死亡”。 　　政府的治理力度也开始增加。1963年通过的《水资源法》首次设立地区水务局，负责涉及水资源、水污染等方面的管理与执法。 　　1973年，英国通过《水资源法》整合、简化了水务机构。1974年，全国范围内按流域划分成立十个水务局，泰晤士河管理局独揽泰晤士河流域所有业务。 　　1983年，一位伦敦垂钓者在泰晤士河钓到一条鲑鱼，他获得了泰晤士河管理局颁发的银杯和奖金一百九十英镑。这个故事被视为泰晤士河起死回生的标志。但有批评者认为，泰晤士河里有鱼，不奇怪，因为“泰晤士河管理局不停地往河里放鱼，但鱼类受污染不能繁殖，只好不断放鱼进去。他们就是这么一年花掉六万英镑的”。 　　这个急需业绩的国有机构大权独揽：它负责把水卖给市民，水质好坏它说了算；污水处理、排放、水质监管、污染处罚等也都是它说了算。 　　但也有它说了不算的。 　　1970年代，国企活力不再，经济陷入滞胀，患上了“英国病”。国企工人也较私企更为“娇嗔”，动辄罢工要挟政府，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开始执行财政紧缩政策，伦敦财政支出受到严格限制，泰晤士河管理局的项目、投资、收支等均须报批，很受束缚。 　　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欧盟），要逐渐适用后者的环境法规，环境治理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 　　但政府强调水务局要收支平衡，要能收回投资并有盈余，抑制了水务局的投资积极性。有数据显示约克郡水务局1987年的息后利润增长了40%，但该投资的地方却缺乏投资。慈善组织泰晤士河协会成立于1962年，职能是筹集善款、推动和保护泰晤士河。协会主席皮特·芬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水务私有化的最初目的，就是让公司代替政府来执行未来几十年需要的大量投资。国有机构只赚不花，不是泰晤士河管理的唯一瓶颈，由于兼具卖水和监督水质多重职能，国有水务部门还监守自盗，自己违规乱排污水，也容忍辖区企业乱排污水。 　　监守自盗 　　毕业于帝国理工学院环境技术专业的中国人喻远，现为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项目高级顾问，他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制度能力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