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失所的“另一个人”.docVIP

流离失所的“另一个人” 马洛伊 雅歌塔 　　“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假如许多年后我们回忆过去，查寻某个对自己命运意义重大、不可逆转的瞬间，某次影响到我们日后生活的‘亲历’或‘意外’，许多时候我们只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甚至连蛛丝马迹都没有；没有什么‘悲剧’，只有一个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刻，决定你是否留在家里？是否留在一个个在更大更宽泛的辐射圈内扩大了的、改头换面的‘家’里？是否留在‘阶级’、世界观、种族里？当你只身上路，知道自己从现在开始将永远孤独，你是自由的，但你是所有人的猎物，只有你才能够救助自己……” 　　这是我正翻译的匈牙利作家马洛伊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中的一段话。小说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作者只有30岁，但预见了自己的后60年，预见了包括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米沃什、昆德拉、史沃克莱茨基、卡达莱、贡布罗维奇、马内阿、温茨洛瓦、埃里亚德、齐奥朗和赫塔·米勒等在内的一大批东欧作家共同的命运，准确地说，是共同的选择。 从“叛国者”到“爱国者” 　　1900年，马洛伊出生在奥匈帝国时代一个匈牙利的中产市民家庭，从小就有反叛意识，追求精神自由，蔑视世俗物欲，21岁的他，是译介卡夫卡作品的第一人。30年代已经成名的马洛伊在文章里承认：“我从来没有模仿过卡夫卡，但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的有些文字、有些立题和视角、有些观点照亮了我内心昏暗的地方……” 　　对阶级、传统、规范、世俗的反叛，成为他早期作品的主题。1933年，在柏林任驻外记者的马洛伊目睹希特勒登上权力巅峰，写下著名反法西斯报道《体育法衣下的弥撒》，对纳粹登台表示担忧。1948年，在国家政治、文化面临巨大转折的关口，马洛伊决定自我放逐。逃亡是他所选择的个体反抗形式。他在瑞士、意大利和美国漂泊，其作品和名字在匈牙利文坛消失近40年。 　　1989年2月，老人在美国圣地亚哥家中开枪自杀，骨灰撒在了太平洋。掐指算算，89个春秋，马洛伊始终在不断地逃亡，逃离家族，逃离家乡，逃离祖国，逃离欧陆，逃离世界……最后那枚子弹，也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 　　马洛伊死后数年，他的作品才被法国人“发现”，第一次译成外语，之后被陆续译成多种语言，人们将他跟茨威格、塞缪、托马斯·曼相提并论。我很幸运，能成为他的“中国声音”。有朋友问我：“你以前不是说你只翻译在世活作家的作品吗？我说：“马洛伊没死，他只是逃离了人间。” 　　现在，不管你走进布达佩斯的哪家书店，都会发现有一个专架只陈列马洛伊的书，他的作品被改编成话剧，被拍成电影，由名演员朗读做成CD，文坛还设立了“马洛伊文学奖”。1990年，匈牙利政府破例将国家最高奖——“科舒特奖”追授给马洛伊，这是该奖第一次颁发给死者，“叛国者”变成了“爱国者”，这样的故事在东欧文坛实在太多了。 　　萨义德给“流亡”下过一个定义：“流亡是建立在祖国的存在、对祖国的热爱和真正联系上的：流亡的普遍真理不是一个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爱。每次流亡都包含着并不期望的、不甘心情愿的失落。”在中国读者熟悉的东欧作家里，《恶童日记》的作者雅歌塔就是一位带着爱国心流亡并客死他乡的“叛国者”。 　　1956年晚秋，21岁的雅歌塔怀抱四个月的婴儿，背着一大叠稿纸，跟着被通缉的丈夫一起偷越匈-奥边境，后来以难民身份移居瑞士。在瑞士，雅歌塔先做了纺织女工，又在一家瑞士表厂当装配员，精神上极度孤单，在她认识的匈牙利难民里，就有四位抑郁自杀。后来，雅歌塔又经历了婚姻危机，改嫁给一位瑞士人，他们的孩子只讲法语，使她彻底丧失了母语环境。跟昆德拉一样，他不想做“单一语言的囚徒”，开始学习法语。 　　四年前，《恶童日记》简体版问世，出版社编辑托我跟雅歌塔做一次电话采访，当时她躺在病床上。采访进行得很困难，由于她患有自闭症，精神容易紧张，与人交流困难，加上严重的面神经痛，电话里经常语不成句。谈到为什么用那么精简的外语写作？她说除了自己法语差外，还因为对自己过于华丽、繁复、情绪化的诗歌感到厌倦，“想用更冷淡、客观的手法写作”。雅歌塔的法语写作是从模仿12岁儿子写作业开始的，此后，她都保留了孩子式语言的简单和冷淡。 　　跟用“双语写作”策略的昆德拉相比，雅歌塔的放弃更彻底，最终磨砺出一种精简冷峻、刻板无情、绝无赘语、内涵浓稠的文字风格，即使在法语文学中也独树一帜。不过，不管用什么语写作，她的故事和情感都是匈牙利的，难怪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称雅歌塔用来写作的“瑞士法语”是“对匈牙利的纪念”。 　　雅歌塔比马洛伊幸运些，2007年，71岁的女作家重返故乡，作品陆续被译成母语，重获匈牙利国籍，并活着获得科舒特奖。 　　“流亡也不是那么坏……”电话里，雅歌塔突然冒出这么一句，然后如数家珍地说起自己的病：“我年轻时从来不哭，倒是现在容易哭了，精神变得脆弱了，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