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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的传承 　　有人说，在众多曲艺形式中，川剧高腔的“一唱众和”最适宜用来表现清官。戏里的清官安贫乐道，有胆有识，正是四川官吏的现实写照。不但古代如是，及至近现代，一以贯之。 　　笔者生于1990年代，对清官虽未有太多观感，但也依稀从长辈的追忆里体味到这样的品格传承。 　　“草鞋县长”浓乡情 　　祖父的晚年生活，常在河边的老茶馆里度过，沏上一壶酽茶，点上叶子烟，听草台班子“打玩意”，便从当午捱到黄昏。世事无常，他说只有戏里的故事几十年来都未曾变过。 　　祖父的前半生，在抗战硝烟里度过，经历了抓壮丁、大轰炸，给国民党当过差，吃了太多的苦，也患上了孤僻的性格。直到八旬过后，他的情感似乎重又充盈，开始向儿孙们提及陈年旧事，还有那些远去的人物。祖父是西充人，讲起自己的乡党——康冻，眼里禁不住焕起一阵亮光。 　　“这个康冻啊，印象中最爱穿一身黄卡其旧军服，脚登麻耳草鞋，腰间绑皮带，别着盒子枪，肩上背着抗战建国斗笠，手里拿着文明棍，走起路来，稳健威风，我们就常跟在他身后学样。” 　　康冻出生在1906年，是个贫苦书生，后入黄埔五期，因他一向思想激进，毕业后被排斥不用，故而满怀忧愤，浪迹天涯。 　　卢沟桥炮响，康冻回乡。四川第十一行政区专员鲜英知其才，委任为南充县一区区长。康一上任即禁烟赌，抑豪强，除迷信，修公路，励农商，抗洪水，工作极勤奋。县人颂其政绩，鲜英亦赞其“严于律己，勤于治事，不避豪强，不拘私利，救灾恤民，有汉循吏之风”，后被任命为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县长。 　　1938年底，康冻偕夫人曾翠轩自成都步行赴新繁上任。两人均戎装草履，与历来新到县长骑马乘轿、前呼后拥大异。在县城南桥迎候的各界绅誉代表，竟迎面不识。祖父说，打那过后，“草鞋县长”的绰号就传开了。 　　康冻到新繁半月，即走遍了县属乡镇。每到一处，亲自鸣锣聚众，宣传抗战建国道理，阐述兴利除弊主张，慷慨激昂，使民众耳目一新。第一次下乡到了禾登场，乡长陈俊卿备上酒席，请乡绅作陪。康断然拒之，称：“抗战期间，一切从俭，不讲应酬。这饭，我不能吃！”说罢，带着卫兵到小摊上吃青菜饭去了。后到其他乡镇，乡镇长们再也不敢设宴招待。 　　新繁从来没有办过幼稚园，仅有一所初中又停办已久。康来后，一面恢复初中，一面创办幼稚园，并亲选房室宽敞、院落幽静的江西馆前殿为园址。但此处被驻军旅长李树华占为私宅，人们都说李有兵有枪，惹不起。康冻径直去找其交涉，要他让出前殿住后殿，让出前门走后门。李树华怒气冲冲：“我是驻军长官，谁能限制我住哪里？谁能规定我走哪门？大殿我不让。”康亦发怒说：“你是旅长，你只可以管你那一旅人。我是县长，地底下我都要管三尺深。我动用这里公房为民众办学，你同意我要办；你不同意，我亦要办！” 　　李树华考虑到他上有省里大员的支持，下有民众的拥护，只好怀恨让出大殿。 　　新繁劣绅对康冻怀恨在心，于1939年夏向省政府诬告康。省主席王攒绪屈从地方势力，决定调康去乐至。民众闻声齐集东湖公园，组织苦留团，去省府请愿。北京大学教授吴虞这时退隐在家，也亲到公园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写上康是“民从其化”的好县长。几百名代表步行60里到省府，当着王攒绪的面，历陈康来县的半年政绩，声泪俱下。王甚感动，即答应民众要求。 　　1940年5月，康冻终被排挤，调任汶川。离县那天，李树华宣布全城戒严，大街上架着机枪，不准民众欢送，但仍有众多百姓不顾威胁，一直送他出境。 　　广西民族学院的王应常对康冻生平很有研究。他说，社会污浊，官场腐朽，康冻不可能呆太长。1942年冬，康冻又遭诬陷去职。回到家乡，康一心任教，不再做官。解放后，他得到时任川北行政公署负责人胡耀邦的关心照顾，于1969年病逝。 　　“邓青天”忍辱负重 　　父亲打小被送往泸州亲戚家寄养，在他的早年印象里，邓自力这个名字始终无法抹去。 　　父亲的样板戏唱得好，所幸这一口好嗓音，他很少被饿着，至今那些经典桥段他还张嘴能来。 　　“打渔的人经得起狂风巨浪，打猎的人哪怕虎豹豺狼。看你昏天黑地能多久，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唱着唱着，父亲忽然停了下来，“那时候，学校都不正常上课，我就整天跟着大人们批斗‘邓、崔、陈’。那些人喊累了，斗累了，就让我唱出样板戏，给几块糖吃。” 　　所谓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分别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早年间，他们因积极“纠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3年自然灾害，泸州是重灾区，一度到了连老鼠也难捉到的地步。1958年底，邓自力提出用放假让农民回家吃饭的办法，变相解散公共食堂。到次年5月，该地75%以上的农村公共食堂都解散了。5月底，泸州地委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限令7天内把食堂恢复起来。但邓自力等地委官员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实际上只恢复了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