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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视域下贵州学术思想的流变 　　贵州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与中央王朝凭借国家力量对西南地区进行开发一致，也与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传统文化的扩散传播同步。 　　地方传统学术思想世界的建立和发展，必须扎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有一定的士大夫知识群体为依托，需要辅以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广义的教化体系，甚至难以脱离科举制度选择评判标准的诱导。无论儒学（经学）、佛教（禅学）、方志学或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典籍，它们作为一种知识类型，都与一定的社会生活或政治文化结构密切相关，显示出人在生存或生活中的地位、命运、成就和意义。贵州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与中央王朝凭借国家力量对西南地区进行开发一致，也与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传统文化的扩散传播同步。 　　儒学南渐与地方文化的开发 　　追溯明代以前贵州最具有标志性的学术事件，不能不注意者，即为汉武帝时犍为郡鄨邑（今遵义）舍人，曾撰《尔雅注》三卷进上朝廷，实为黔人最早之经学撰述。舍人之后，尚有两人可述。一是汉武帝时牂牁名士盛览，再是毋敛（今荔波、独山一带）人尹珍，东汉恒帝时官荆州刺史，曾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与舍人、盛览相较，尹珍对贵州地方学术文化的影响最大。他“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其返乡讲学之地，当在鄨县各地（今正安、绥阳）。故正安城北尚有遗迹毋敛坝及尹珍宅故址；绥阳县有唐广明间尹公讲堂碑，明代犹保存无毁。其他各地，亦或有尹珍祠。就地方大传统文化教育而言，尹珍的确当功居首位。 　　舍人、盛览、尹珍崛起于西南，是与中央王朝凭借强大国家力量对西南夷经营开发密切相关的。《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及大量的汉墓发掘，都足可说明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南渐浸润已是一客观的事实。其中尤以今贵州北部或西北部最得风气之先，与中原文化的接触显得相对频繁。 　　两汉以后，地方政权割据纷争，国家始终缺乏统一力量控制西南边疆，大姓豪强趁势争雄斗胜，民族交流融合的趋势虽然仍是时代的主流，特别是唐宋两代推行“羁縻”政策，长江以南地区开发速度明显加快，但延至明代以前，就大传统学术思想而言，仍缺乏如舍人、盛览、尹珍一类的人物，更难以形成有严密学术谱系可考的学派。从长时段的视域看，以儒家价值为中心的文化传播，仍要到宋室南渡后才明显加快。 　　明代学术思想世界的建立 　　明代是贵州经济文化大开发的时期，也是内地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的时段，尤其是贵州行省的建立，更是秦汉以来历代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重大政治举措，标志着传统的象征性控制已变成了实际的政治统治。 　　明代早期贵州学术思想的建立，主要的标志当为易贵的经学，其经学代表作有《易经直指》、《诗经直指》、《竹泉文集》等。在他之前的王训，著有《寓庵文集》、《保边政要策》、《孙子注解》。他们一先一后，均为同里乡贤，皆首开明代黔人著述之风气。《寓庵文集》为明代黔人首部别集，《孙子注解》为明代黔人首部兵家类撰作，《易经直指》、《诗经直指》为明代黔人最早之经学撰作——预示了一个学术时代的即将到来，象征着地方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正式启动，特别是作为一种文本化的话语言说方式，儒家的传统与发展可说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 　　经典及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学术体系，乃是传统思想世界最具有权威性的核心学问，不仅得到了官方权力力量的遵从或崇奉，而且也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自觉选择和认同。易贵的经学著述，一改两汉舍人、尹珍以来长期“失语”的状况，标志着贵州学者重又进入经学的神圣殿堂，有了与主流学术思想对话的可能。而孔子创建儒学所代表的精神文化方向，也开始成为贵州士大夫群体文化活动的方向，影响到整体的教化体系的建立。 　　明代黔人经学著述，尽管总体数量仍不算多，但已天启斯文，儒家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已在不断南渐，辐射传播的地域范围明显有所扩大，知识精英的群体规模已十分庞大，甚至不乏大家，最著名者即为孙应鳌。他的著述有《淮海易谈》、《春秋节要》、《四书近语》、《左粹题评》、《律吕分解发明》、《庄义要删》、《教秦语录》、《智学诗集》等，不但数量颇多，而且能自成一家之言，既是黔中王门学派的中坚，也反映了地方学术思想发展的成熟，故莫友芝称他“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周予同先生曾将传统经学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孙氏似可归入宋学陆王一系，乃是王阳明后学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反映贵州学者的治学取向已与全国性的学术思潮合辙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易贵与孙应鳌一方面注意经学，以儒家义理价值为安身立命的根据，一方面极为重视实学，始终关心世俗人伦秩序的重建工作。这正是黔地儒家学者治学取向的一大特色。易贵曾重修辰州儒学，又“创制礼乐器录士大夫冠婚丧祭乡见之礼，镌板学堂，令士人常相习之，辰之人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