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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法律教化 　　法律教化的渗透力： 　　知识、价值、能力与积极公民 　　法律教化的目标就是使公民具有基本的法治素养、普遍的法治意识、对待法律的理性态度、参与法治的实践能力。 　　美国的法律教化模式较为贴近生活，贴近受众感受。如在校园教育中注意从学生的需求、兴趣、视角、思维特点来观察、解释法律，使教育回归学生的生活，在学生的积极参与中普及法律知识，树立法治意识。情境模拟、案例教学、社区参与，是普遍采用的教育方法。情境模拟，就是把法治的理念精神、制度规定转化为现实情境中人的现实法律问题，引导学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学习法律知识。当班级中出现欺凌现象时，引导学生讨论什么是“权威”？对于非法权威何种反抗是恰当合法的？如何处罚违反校规的学生是正当的、有效的？在高年级学生中，引导学生组建社团，开展公共讨论、公共协商，建立规则解决班级分歧，实现自治管理等。这些活动既传授了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也培养了学生参与公共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社区生活是美国人生活的基本公共形态，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真实、具体的法律信息和实践机会。社区参与就是将社区中法官、律师、警察等资源人士引入学校法治教育中，类似我国法宣工作中的“法制副校长”，不同的是，美国社区参与更注重真实情境、实践体验。社区参与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课堂中的社区，就是请资源人士进入课堂为学生做讲座、选择著名案例或争议案例举办模拟法庭、开展辩论活动，使课堂教育超越了空间区隔实现与社会生活的无缝对接；另一种就是社区中的课堂，这在校园法治教育中占相当比重，主要是实地参观法院开庭、议会开会、政府机构运作以及到公权部门实习等，通过实地考察和实践，破除法律神秘感，深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发展实践参与能力。 　　法律教化的亲和力： 　　宏大叙事与个体价值 　　拗口的专业术语、独特的表达方式、繁琐的程序、严谨的逻辑，法律多给人以严肃、刻板、晦涩的感觉。如何增进亲和力，美国人的做法简单而务实：把法律教化与公共文化设施相融合，让民众可以随时接触和感受到法治；把法律的宏大叙事与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个体价值紧密结合，增强法律在公众心中的认同感、归属感。 　　行走在美国，浓郁的法治文化氛围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可以在许多城市、州县看到诸如宪法广场、宪法公园、警察博物馆、犯罪博物馆等专题法律教化设施，而是在各地星罗棋布的综合性博物馆、纪念堂、纪念公园中，法律教育也是其展示的重要内容。浸润其中，自觉不自觉间，那些有关法律的知识、价值、理念映入眼底，走进心间，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式教化。公共媒体在法律教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案件报道是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作为判例法国家，媒体对于社会关注的热点、敏感案件高密度跟踪报道和深入挖掘，使得法官对法的理解与诠释、案件所携带的法治价值、法治内涵得以凸现，为公众所了解和知晓。虽然有时案件报道也会表现出娱乐化倾向，但基于对法律价值观的尊重和新闻自律原则的遵循，在大多数情况下主流媒体还是会保持客观和理性。借助媒体的放大效应，判例所承载的利益调整、行为规范和价值引导作用得到更充分展示。如辛普森案件中，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间不一致，让公众知晓了刑事证据比民事证据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差异正是因为公民生命、自由具有更高权利位阶，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更有力地保护公民的人权。 　　人总是关注那些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美国公共文化设施的法治教化注意从受众的心理感受和认知意愿出发，生动鲜活地诉说着法律与公民及其生活间的紧密关系，使得严肃、刻板的法律教化变得柔和、真切而温暖。例如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核心展厅——美国故事，把国家发展、法治进步与个体权利、自由的实现紧密结合起来。其对美国历史的阐述，就像是在解说公民权利实现史、国家法治发展史。 　　凸现个人在法治进步中的作用，是美国公共文化设施法律教化的另一个特点。在美国名人纪念馆、纪念公园，常常看到对纪念者法治理念的阐述和法治成就的展示，如杰弗逊纪念堂和林肯纪念堂。杰佛逊纪念堂四壁镌刻着杰弗逊所起草的《独立宣言》等法治名篇，立身铜像后还镌刻着“我已经在上帝圣坛前发过誓，永远反对笼罩着人类心灵的任何形式的暴政”。林肯纪念堂左右侧壁上分别镌刻着最能反映其法治思想的两篇演讲稿——连任总统时的演讲、葛底斯堡演讲《自由的新生》。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在介绍林肯时，也是以其对美国法治的贡献为脉络，并特别镌刻了其在签署《奴隶解放宣言》时的一段话：“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就没有这么确信，我所做的一切会比今天签署这份文件更加正确。假如我的名字会被载入史册，那将是由于这个法案，我的整个灵魂全寄托于此了。”在关注伟人对法治进步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不忽略普罗民众为维护法治秩序、成就法治价值所作的牺牲。美国国家“二战”纪念公园在弯曲的“自由墙”上刻有4000颗金星，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