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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中俄关系制度化发展的必要性 　　[摘 要]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双方关系持续制度化的历史。中俄两国顺应国际制度化的潮流，在总结中苏同盟“非制度化”教训的基础上，在共同面对外部国际环境压力的驱动下，开启了双方的制度化历程。从中俄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的差异以及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因素等角度考虑，为使中俄战略合作具有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将双方的合作置于制度化的框架下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中俄关系；制度化；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069 — 02 　　新时期的中俄关系是诸大国关系中相对比较稳定、成熟且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一对双边关系，在两国的战略全局中均具有重大价值。随着21世纪的逐渐展开，中俄关系变得愈加重要，中俄关系的制度化需求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在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实现战略合作方面，建立并不断推进两国合作关系的制度化应该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 　　在当今世界，所谓“两国关系的制度化”，并不是指两国一定要建立一种联盟似的关系，而是要求双方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前提下，在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确立双方在不同领域的合作规则、协调机制，以促使双方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框架。这一制度体系框架会保证双方在合作中频繁交流信息，降低彼此间的交易成本，并通过促使双方获利来不断加深彼此间的合作程度，这有利于双方形成相互依存的制度性联系，使双方的交往体现出某种稳定的预期，从而保证两国合作关系的持久稳定。同时，这种制度性安排还有助于不断巩固和加强两国共同的利益需要。这种制度化的关系强调为各方的活动建立一定的规则，为各方的合作提供较为透明的信息，尽量使各方的行为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俄两国出于对中苏同盟时期存在的“非制度性”同盟关系的历史反思，为了促进当前双方关系能够在健康、良好的轨道中发展，避免任何风浪对它的冲击，而建立了两国间的制度性合作关系。这一制度性合作关系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俄之间如果有了这种成熟的政治机制，就可以排除国内外因素的干扰，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首先，考虑到新时期中俄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等的差异，将两国的关系置于制度化的框架下加以规范，显得尤为重要。中苏同盟时期，两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几乎是一个模式，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都保持一致，但仍避免不了两国间关系出现长时期的对抗。独立伊始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上都与中国截然不同，并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将对华关系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致使中俄关系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前景并不明朗。当时对于俄罗斯将如何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态度并不清晰，使得中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没有把握。中俄两国究竟能否摈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束缚，正常发展两国关系？这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着重考虑的问题。随着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中俄两国进行了多次较为深入、坦率的交谈，在如何发展两国关系上达成了初步共识。从前中国与苏联有过结盟关系，也有过很长的对抗时期，双边关系呈现出非友即敌、大起大落、“冷”“热”不均的“情绪化”、震荡式的特征。今后，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既不结盟，也不对抗。这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签署了《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它标志着中俄作为两个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正式确立。此后，为进一步推进中俄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长期的发展，将其置于制度化的框架下，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且从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双方也正是这样做的。 　　其次，考虑到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因素，为使中俄战略合作具有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将双方的合作置于制度化的框架下调整，也是非常必要的。新时期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的更替都实行的是任期制，也就是说随着国家领导人任期的届满，将会出现新一届的领导人。由于领导人个人的学识背景、经历见识、思维方式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会存在不同，加上不同时期国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差异，很可能导致其在国家对外政策上出现新的变动，这会直接影响到双方关系的正常、持续发展。中苏同盟时期就经常发生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政策之上的事情，使双方关系的发展受到更多人为因素的干扰，导致两国关系的大起大落，从同盟初期的“蜜月”时期发展到后来的“兵戎相见”，影响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新时期，中俄两国总结中苏同盟时期种种“非制度化”现象的教训，为保证两国合作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需要将两国的合作关系置于制度化的框架下调整，用相关制度和法律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