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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声乐发展三阶段简论 　　摘 要：我国民族声乐有着悠久的历史，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声乐在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表现为将传统戏曲融会于新歌剧与民族歌曲之中的戏歌阶段；其后发展中，中西音乐唱法相互碰撞，民族声乐呈现出借鉴美声技法的“民美融合”的阶段特征；二十世纪末期“学院派”民族声乐对西洋声乐的发声原理有着大胆借鉴，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成为第三个阶段的突出特征。 　　关键词：民族声乐；戏歌阶段；“民美结合”；学院派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西艺术文化交流互动频繁，我国民族声乐在发展与演变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声乐的演化轨迹呈现出民歌与戏曲的交融、民歌唱法与美声唱法的糅合以及民族唱法、美声唱法、戏曲唱法与流行唱法的大杂烩等多种演唱形态。中国声乐的发展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不断碰撞、交流与融合的状态之中，从这种融合的态势之中可粗略看出中国民族声乐三个阶段逐渐演变的进程。 　　1 戏歌阶段：将传统戏曲融会于新歌剧与民族歌曲之中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学堂乐歌”作为西方音乐全面进入中华大地的标志，掀开了中国音乐近代发展序幕。从此，包括歌唱艺术在内的中国近代音乐艺术走进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抗日战争”时期蓬勃开展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等，使中国声乐艺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心声进一步拉近了距离，使近代中国声乐艺术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一些音乐家即开始尝试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法来创作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式。”[1]为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唱法，学界将其名之为“专业民族唱法”。这种新的演唱方式最大的艺术特征则在于戏曲演唱的韵腔韵味与民歌演唱的自然亲切，这同本民族以往的“传统戏曲”或近代“新戏曲”迥异，也和西洋歌剧或所谓中国严肃歌剧不尽相同。这种唱法肇始之后，又经演进改良，形成了当时风格独具的“民族新唱法”。 　　我国第一部民族歌剧当推《白毛女》，这部歌剧在解放区——上演便好评如潮，这极大鼓舞了我国民族声乐界的革新与发展。歌唱家们开始了在民族声乐艺术上的新探索，将当时“国统区”那种比较矫饰的唱法一扫而光，由此掀起了借鉴与学习民间唱法的风潮。这一时期获得杰出成就的民族声乐演唱家中，尤以王昆、郭兰英为代表，她们的演唱巧妙地将传统的戏曲和民族唱法引入到新歌剧的演唱之中。 　　王昆的演唱艺术是在民间传统音乐中成长起来的：从河北梆子到陕西秦腔、碗碗腔，从诙谐轻快的东北民歌到高亢嘹亮的陕北信天游；从简小秧歌剧到复杂的民族歌剧……取之不尽的民间音乐素材在她的演唱之中随处可见。她注重运用传统戏曲唱腔演唱新内容，在民族唱法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一技法很好地体现在了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演唱之中，王昆运用戏曲传统唱腔成功塑造出了“欢欣的喜儿、痛切的喜儿、忍辱的喜儿、抗争的喜儿、重获新生的喜儿”等剧中多种形象，引发了人们强烈的感情共鸣。 　　郭兰英，一位时代造就的民族声乐大师，其初始演唱功底便是晋剧，1948年由她主演的《白毛女》一举奠定了其卓越地位。她是一位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在戏曲表演方面又有着极高的造诣，并且能够成功将戏曲艺术中的“做功”与“唱功”融会到新歌剧之中。任何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与艺术家对传统的继承与创造性艺术实践有着密切联系。郭兰英自身特有的演唱风格的形成，与民族声乐传统的深厚继承及认真刻苦的艺术实践有着必然的联系。传统戏曲表演中“唱、念、作、打”扎实的基本功正是郭兰英的优势所在，她全身有戏，动作表情均有很大吸引力。她始终活在戏中，活在音乐的节奏之中，这正是她的民族歌剧演唱艺术日臻于化境的缘由。郭兰英“专业民族唱法”最突出的亮点便在于她将歌唱建构在传统戏曲这个深厚的沃土之上。她对传统戏曲的继承有着主动和自觉，正如她本人呼吁道：“晋剧不乏后继者，但数量还是不够。希望它能更大发展，传承下去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2]同时她又不拘于传统的路子，在演唱实践中融入了自己的革新与创造，既丰富了声音的表现力，又加强了戏曲色彩，使感情处理更细腻，更加符合新歌剧的表现风格。不但使排斥时代歌曲的听众能够产生一听如故的感受，而且又能使对戏曲陌生的听众感受到无穷的韵味。 　　自“专业民族唱法”生成至今，深深镌下了时代的印痕。前文提及的王昆、李波，以及我们重点介绍的郭兰英，其成功皆是在民间唱法基础之上，对传统戏曲唱腔的各种优点大胆吸纳，为我国的歌剧表演艺术的创生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因此，这个阶段，是夯实基础的阶段，也为后来民族声乐的进一步发展演化提供了契机。 　　2 民美结合：借鉴美声技法的民族唱法阶段 　　50年代初，关于对中西方声乐的看法开始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