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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先秦两汉文学 绪论 名与实 道与技 教与学 一、名与实 1、学校名气； 2、学校条件； 3、教师水平； 4、学生素质； 5、教学方式； 二、道与技 1、专业选择； 2、道技关系； 3、现实需要； 4、未来发展； 三、教与学 1、教师的教； 2、学生的学； 3、达成目标； 四、古典文学是中文系最基础最重要的课程： 当代文学成就不如现代文学的原因 一是在国学修养方面。现代作家大都是一识字就直接阅读和背诵中国古代经典，对于一些著名经典的熟悉程度是现在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比如，据周建人的回忆，鲁迅在很小的时候就背诵过《纲鉴》；据郑振铎的亲自检验，茅盾能够完整无缺地背诵《红楼梦》[1]。其他如巴金很小的时候就能把《古文观止》222篇文章倒背如流。而冰心在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模仿《三国演义》写小说；她说她每年必读一、二遍《红楼梦》，直到八十多岁仍然未辍。…… 而反观当代作家，他们基本上都是先识字、后造句、再阅读长大的，小时候就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中国古代经典。而早期是一个人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是否修习古代汉语，尤其关系到语言质地的好坏。 曹文轩先生说：“古代汉语的凝重、端庄、雅致、斯文气，已深入鲁迅等人的骨髓。尽管他们没有再去之乎也哉地机械地沿用先人的文言，但，古代汉语所养育起来的一种气质，却浸润到文字中间去了。……而当代作家的作品，一味白话，便失去了这一切特质。老实说，现代汉语有许多平庸与粗俗的地方，在气质与格调等方面是很有问题的。”[2]因此，在国学修养方面，当代作家是无法仰望现代作家的项背的。 二是在外国文学方面。一般地说，外国文学名著是不好或者是不能翻译的，因为一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有可能失去很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绝妙之处。只有当你既对本国语、又对所要翻译的外国语都十分精通的时候，才能形神兼备地翻译好外国文学名著。因此，要想学习外国文学名著，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阅读原汁原味的外文原著。 如上所述，现代作家大都精通古代汉语。难能可贵的是，其中大部分都有留学外国的经历，都精通一至数门外语，能够直接阅读甚至翻译外国文学或理论名著。比如鲁迅就曾留学日本，翻译过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郭沫若也曾留学日本，翻译过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巴金留学法国，翻译过俄国作家普希金的《上蔚的女儿》、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冰心留学美国，翻译过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等等。 而当代许多作家既对古代汉语比较生疏，又不熟悉外语，从而不能很好地直接阅读外国文学或理论名著，当然更谈不上翻译好它们。德国汉学家顾汉彬一再地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这话虽然有些刻薄，但也道出了当代作家的整体语言知识修养不如现代作家的某些实情。 五、先秦文学是古典文学的重中之重： 众所周知，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是文字的产生。而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最早的汉字可能是镌刻在甲骨金石上，后来逐渐把文字雕刻在竹简木简上。这几种所谓的书写样式和载体不是非常昂贵，就是特别笨重：据说汉武帝每天阅读过的竹木书简，必须要几个壮汉来回地吃力扛运。 这种状况是极其不利于知识的推广和传播的，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天灾和持续不断的战乱，因此，上古的书籍要流传下来极为不易，而能够流传下来的都是经历过漫长时间的大浪淘沙、早已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认可的、弥足珍贵的文献典籍。 考虑到先秦典籍文史哲不分家的特点，先秦文学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和原典，这种说法是无论如何也不过分的。正如金克木先生所说：“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必备的知识基础。”[3] 金先生然后又具体列举出先秦典籍的代表，并且指出其重要性：“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读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引者按：指十九世纪）。 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些各自独立发展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传统。在随后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人类经常回到这一“轴心时代”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