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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狂不起来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的动向备受关注。 　　得奖后的莫言，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他的下一部作品将以怎样的面貌呈现？他又是怎样理解文学对于人生的意义的？ 　　在全国“两会”间歇，莫言在参观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时，接受了《解放周末》记者的专访。 　　一个作家如果不从人性的维度来书写人生，那是对人生价值的漠视 　　■人是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 　　■作家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这次参加政协会议，带来了什么提案？ 　　莫言：是关于提高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待遇问题的。 　　记者：这个话题对您来说似乎有点“跨界”，为什么会关注这样的社会问题？ 　　莫言：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两年了，大多数文艺界委员的提案和发言都和文艺有关，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重复别人已经提过的问题。很多人都向我反映过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面临的保障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这份关注，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您写的计划生育题材的小说《蛙》，这份提案和您的创作有关吗？ 　　莫言：这份提案的依据之一，就是我在文学创作调研时掌握的一些材料。写《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曾经对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走访，对这个问题确实比较熟悉。 　　记者：您的创作一直把“人”看得很重，就像您在《蛙》的后记中写道，“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 　　莫言：关注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人，这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必须坚持的立场和出发点。我们的前辈作家说过，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 　　一个作家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如果不从人性维度来书写人生，那是对人生价值的漠视。也只有真正关注人的问题、人的命运，文学作品才能具有普遍意义，超越民族、地域、阶层的限制，成为让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作品。 　　得奖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像过眼云烟一样飘过去 　　■我知道许多人都对我抱有期待；但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读者对我的期待。 　　■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有任何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越容易失态，越想写好也许就越写不好。 　　记者：您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还在继续创作吗？ 　　莫言：全国“两会”结束后，我会尽快找个地方，封闭起来写一点东西。现在的事情太多，国外的、国内的演讲邀请也很多，真是顾不过来。对一个作家来讲，如果不能写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知道许多人都对我抱有期待；但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读者对我的期待。 　　记者：您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自称是 “讲故事的人”，您的下一个故事会是怎样的？ 　　莫言：我现在正在构思的作品有好几个，动笔写的只有一部话剧。我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间有过一个口头的承诺，我答应会给他们写一个话剧剧本。这个剧本的灵感来自一个小伙子，他开车拉过我，他给我讲了他养爬行动物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启发了我写话剧的想法，争取今年把它完成。 　　记者：为什么不继续写小说，而要写话剧？ 　　莫言：写话剧是我写小说之外的爱好，这不是我第一次写话剧，以前写过几部，感觉很上瘾。 　　话剧是通过对话来塑造人物，人物在舞台上说了很多话，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说出来的话——潜台词，比如顾左右而言他、指桑骂槐、说白道黑。掌握这种技巧特别难得，所以写话剧对小说家是一种很好的语言训练。 　　记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再进行创作，会比以前更有压力吗？ 　　莫言：潜意识里会有吧；但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有任何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越容易失态，越想写好也许就越写不好，只有完全放松自己，才有可能发挥出状态。 　　我也一直告诉自己，得奖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像过眼云烟一样飘过去。今后的创作、今后的道路才是实实在在、需要一步步走好的。 　　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在我还不知道文学为何物的时候，蒲松龄就影响了我 　　■在文学面前，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的作家，我们聊天时都忘掉了对方得过什么奖，那只是外在符号。 　　■文学并非没有标准，一代一代读者的肯定就是标准。 　　记者：听说您上个月参加了“百位中国学者”访问土耳其的活动，又和您的老朋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先生见了面。 　　莫言：是的，我们在他的书房里聊了一会儿。 　　记者：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话，主要聊些什么呢？ 　　莫言：聊得最多的还是文学，目前中国作品翻译成土耳其文的还比较少，土耳其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也很少。其实在文学面前，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的作家，我们聊天时都忘掉了对方得过什么奖，那只是外在符号。 　　记者：您的老乡、知名作家马瑞芳曾经评价说，莫言的成功在于“向经典致敬”。 　　莫言：经典作品对我的影响确实很深。除了西方作品，中国的经典，比如《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