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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的路径探究 　　摘要：走出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协调困境，最有效的协调方式就是充分划清二者的治理范围。对于需要政府强力干涉的领域，政府应当主动承担起治理职责；对于可以充分发挥群众创造力、有效进行自我管理的领域，应充分尊重群众的自治权利，政府做好引导和监督即可，不必过多干预；对于必须由政府与基层群众双方合作共治的领域，应根据公共事务的具体特质来确定一方的主导地位，而不是想当然地由政府主导。 　　关键词：政府行政管理；基层群众自治；协调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4-0013-05 　　国家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1]基层群众自治是基层群众充分发挥主动性，充分利用民主政治权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过程。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亦是基层群众民主权利得以彰显的主要形式。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纳入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当前，我国国家行政管理与群众基层自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还存在着协调困境，需探索研究。 　　一、社会多元治理的缘起 　　“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的传统政府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公众是被动的、消极的管理对象，这种治理模式往往带有强制性特点。因为，这种治理环境下，政府治理是单向度的，完全是政府意志的现实化、社会化，公众的需求是不被重视的。若无强制力推行，国家行政管理往往很难实现政府的预期。但是，这也带来了一种困境，即公众对“强制力”的回应。犹如弹簧一样，压力越大，往往弹力越大。在强制力的作用下，公众的合理意愿被压制，这种状况长期持续，则会带来公众的集体“不同意”。另外，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要求相应“大政府”组织体制，这必将导致政府的无序扩张，带来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会更加剧公权与社会的紧张关系。随着市场理念的回归，社会越来越多的生存发展问题被置于市场机制下得以解决，“在当今社会，政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成为控制社会、影响社会的最大的两股力量。”[2]另外，民主政治建设、政府自身改革业已成为当前政治领域的重要课题，公民社会的培育也受到政府与社会的普遍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释放“民权”，还权于社会；政府自身改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依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做出适应性调整；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为政府还权于社会、政府职能调整提供了承接载体。 　　众所周知，政府是利用“公共权威”，经法定程序对社会进行干预，解决公共问题，进而实现公共秩序的。各类市场主体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满足社会需求，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私域”问题的，抑或是在政府相关制度机制促动下，参与解决某些公共问题。同时，社会作为公共权威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对象，也不是静态的、被动的，它也在通过公民社会培育下，内部衍生的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承担起更多的自我治理功能。在当前各类公共问题涌现并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任何单一的社会治理模式，都很难达到社会总体治理的预期功效。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治理的合作网络，也即“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政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3]事实上，当前的社会总体治理模式也就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机制的合作共治，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因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而表现出不同的结合方式。 　　基层群众自治属于多元治理主体结构中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和治理方式，因与政府行政管理基于内在驱动、价值选择和运行机制的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协调困境。 　　二、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协调困境的原因 　　治理主体或者模式的多元化必将带来冲突与协调问题：权威治理模式与非权威治理模式的冲突与协调，不同权威治理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社会非权威治理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其中，政府权威治理模式与社会非权威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会成为主要内容。毋庸置疑，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之间的协调问题，是政府权威治理模式与社会非权威治理模式之间协调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内容。 　　国家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都是在我国总体政治框架下运行的社会治理机制，因此，两者具有统一的社会目标——社会治理。只是前者对社会的治理是一种有意识的法定行为，而后者是在以满足自我需要为直接目的的基础上，进而推动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因此，前者治理是一种主动性行为，后者治理是一种被动性行为，无论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两者的行为最终都会导向社会治理。但是，从宏观角度来讲，因不同的内在驱动、价值选择和运作机制，虽然两种治理模式有着内在的统一目标，却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