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民史》之万物归元.docVIP

Ｐ481 万物归元 人们可以对西方思想的历史作出许多种概括，但是我们现在所作的概括也许最直接明显的就是它从开始到结束男性在其中占压倒地位的现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保罗、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牛顿、洛克、休谟、康德、达尔文、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西方思想几乎是由男性创造和加以典范化的，主要为男性的观点所贯穿。西方思想史的男性的主宰现象并不是必定存在的，因为妇女的智慧并非不如男子。但是，是否可以仅仅将此现象归因于社会的限制呢？我认为不可以。我相信在这里还有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某种原型的东西。西方思想的男性主宰一直以来是无处不在的、根深蒂固的，在男性那里如此，在女性那里也是如此，影响到西方思想的每一个方面，确定了其关于人类与人类在世界中的角色的最基本的概念。西方传统在其中产生的所有主要的语言，从希腊语到拉丁语，都倾向于用阳性的词语来指称人类：anthrōpos，homo，l’homme，elhombre，l’uomo，chelovek，derMensch，man。正如正书的历史叙述所忠实地反映的那样，总是说“人”（man）这样、“人”（man）那样的——“人（man）之上升”、“人（man）的尊严”、“人（man）与上帝的关系”、“人（man）在宇宙中的地位”、“人（man）与自然的斗争”、“现代人（man）的伟大成就”，等等。西方传统的“人”一直是一个上下求索的男性英雄，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生物的、形而上学的反叛者，他不断追求他自己的自由和进步，因而他不断努力去区别他自己和他由此产生的母体，并且控制这一母体。西方思想的演变发展中的这倾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但不仅是西方思想演变发展的基本特征，而且是其本质。 因为，西方思想的演变发展是受到这样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推动的，这种推动力就是通过把他自己与自然的原初的统一脱离开来而铸造独立自主的理性的人类自我的一种推动力。西方文化极其重要的宗教的、科学的和哲学的观点一直受到这种决定性的男性主宰的影响——始于四千年前重大的父权制的游牧民族之征服希腊和黎凡特地区的古代母权制文化，并且在源自犹太民族的西方的父权制的宗教、源自希腊的其理性主义的哲学、源自现代欧洲的其客观主义的科学中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这些都促进了逐步发展独立自主的人类意志和理智的奋斗目标：超越的自我、独立自主的个体的自我、人类在其独特性、独立性和自由中的自主。但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男性的思想压制了女性的思想。在希腊以前的母权的神话的古代希腊的征服中，在犹太教—基督教对大母的否认中，或者在启蒙运动对与祛魅的外部的自然分离开来的冷静的自我意识的理性的自我的颂扬中，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种目标，西方思想的演变发展一直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压制上的——也就是建立在对无差别的统一的意识、对自然的神秘参与的压制上的：亦即对世界灵魂（anima mundi）、世界的灵魂、存在的共同性、无处不在的渗透、神秘和含糊、想像、情感、本能、肉身、自然、妇女的逐渐否定——男性把所有这一切都投射性地确认为“他者”。 但是这种分离必然引发一种要与已经丧失的事物重新联合的渴望——在男性的极大的追求在晚期现代思想的意识中被竭力推行到其极度单方面的极端之后尤其如此，在晚期现代思想中，处于其这种绝对的分离状态，人类以自己是宇宙中唯一有意识的智慧自居（只有人才是有意识的有智慧的生命，宇宙是盲目的、机械的、上帝死了）。作为孤独的、终有一死的有意识的自我，深深陷于最终毫无意义的、不可认知的宇宙，人类便面临着这种存在的危机。而且他还面临了心理的和生物的危机，这是因为他生活在以与其世界观完全相称这种方式而逐渐得到体现的世界——亦即处于日益机械的、原子化的、没有灵魂的和自我毁灭的人造环境。现代人的危机本质上是男性的危机，我认为这种危机的解除现在正在出现于我们的文化中女性的粉墨登场中：这不仅在女权主义的兴起中，在妇女力量不断增强的行使中，在对女性的价值观念的男男女女的普遍接受中，不仅在几乎每一门知识的学科中妇女的有学养的见识及其女性意识的观点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中，而且在对与地球以及地球上所有各种自然的形式的统一的不断增进的认识中，在主张生态保护的不断增强的意识中，在反对支持对环境的支配和不当利用的政治和公司的政策的日趋强烈的态度中，在对人类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的不断增强的信奉中，在长期存在的分隔世界各族人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壁垒的不断加速的崩溃中，在对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多元化世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不断加深认识中，以及在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观点的相互影响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在对与肉体、情感、无意识、想像和直觉重新连通的普遍的迫切要求中，在对分娩之谜和母亲的尊严的新的关注中，在对自然的内在的灵性的不断增进的认识中，在盖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