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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沙气候大会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合作与分歧 　　气 　　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应对这个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经过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已经形成并正在经历重大变迁。但与此同时，各国尤其是那些关键国家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的分歧，使得该项国际机制的建设始终滞后于国际社会的预期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发展速度。 　　2013年11月12日在华沙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达成承前启后的一揽子协议之后于23日闭幕。这次会议的召开在进一步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同时，再次凸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治理核心议题上的分歧，而这些分歧事关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未来走向和构成要素。 　　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新进展 　　华沙气候变化大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9次缔约方大会。按照在德班召开的第17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决议，国际社会将不迟于2015年谈判签署一个新的全球性气候协议，并于2020年生效。如果说2012年在多哈举行的第18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协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入口”，则华沙气候变化大会及取得的成果是导向这一目标的路径的起点。 　　华沙气候变化大会在经过激烈的谈判后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其中包括“进一步推动德班平台”协议。在协议下，各缔约方决定启动或者强化国内拟采取的行动，为实现2015年达成全球性协议的目标而努力；同意在2015年于巴黎召开的第21次缔约方会议前（不迟于2015年第一个季度）提交清晰和透明的计划。在强化2020年前减排行动方面，各缔约方也决心通过加强技术工作和部长们更频繁的接触来缩小减排目标的差距。 　　这次会议还就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损害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同意建立 “华沙国际损失和损害机制”，以帮助那些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与气候变化的影响相关的损失和损害问题（包括极端天气事件和海平面上升）。该项机制将于2014年开展具体工作，它将会引导资金流向脆弱的、遭受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的国家。 　　在这次会议上，有关国家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在筹集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这包括要求发达国家准备每两年提交一次更新的策略和途径报告，以用于2014—2020年之间按比例提高融资。[1]在华沙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宣布即将运用公共气候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它们包括挪威、英国、欧盟、美国、韩国、日本、瑞典、德国和芬兰。与此同时，绿色气候基金委员会也将尽快开始其最初的资金筹集过程，并要求发达国家在2014年的第20次缔约方会议之前作出“雄心勃勃的、及时的贡献，使之能够有效运作”。[2] 　　华沙气候变化会议还就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因毁林和森林退化而造成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达成了协议。由此确立的“华沙REDD +框架”（ Warsaw Framework for REDD+）[3]获得美国、挪威、英国承诺的2.8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华沙会议取得的另一项成果是48个最不发达的国家通过了一套全面的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不可避免的影响。通过这些计划，这些国家能够更好地评估气候变化的短期影响以及它们所需要的支持。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挪威、瑞典、瑞士在内的发达国家支付或者承诺支付超过1亿美元以添加到适应基金。[4] 　　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也结束了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工作，这样便能够对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让问题上提供建议和帮助。[5]该中心和网络也对商界开放，并且鼓励发展中国家确定重点以加速技术转让的进程。 　　总之，华沙气候大会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取得了新进展，朝着达成一项全球性协议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此次会议的结果，中国表示“不满意但能接受”。[6]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表示，尽管这是一场艰苦的谈判，“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7]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专员康妮赫泽高则指出：“华沙气候大会表明要想在巴黎取得雄心勃勃的结果，其路途是多么具有挑战性。但是最后几小时也表明我们能够不断向前推进。”[8] 　　国际气候变化 　　谈判中的核心分歧 　　华沙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协议，从另一方面看是一个“最低公分母”，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事实上，各缔约方在谈判中的分歧非常明显，其核心分歧则是如何公平分配国际社会的减排责任。这集中体现在如何看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基本原则之一。应该说，这个原则的提出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机制的创立和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本质对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要求 ，旨在实现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正义和实质性平等。它使得“不对称责任”合法化，从而确立了全球气候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