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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社会性别议题 　　摘要：20世纪后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社会力量的相互渗透不断加深，种种事关整个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一些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就此提出“全球治理”的设想。全球治理包括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的全球公民社会中，国际妇女运动是一支活跃的力量。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 社会性别 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6-0036-42 　　20世纪后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社会力量的相互渗透不断加深，种种事关整个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一些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就此提出“全球治理”的设想。詹姆斯·罗西瑙认为，全球治理就是一套没有公共权威的管理人类活动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的报告中把它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政治制度安排。” 　　全球治理包括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的全球公民社会中，国际妇女运动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多年来，众多妇女非政府组织和女性主义活动家在对社会性别平等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中，想方设法争取将该议题纳入同属一个层次但更具有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并经由它们向其各成员国施加影响，以使有关妇女权利和男女平等的原则明文反映在全球治理的各项决策中；或通过对后者所产生的社会性别效应的考察、分析和评估，确保其充分顾及由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两性不同处境，满足妇女因长期遭受有形无形的歧视和压迫而产生的特殊需求，令男女同等地从中受益。 　　全球化以经济为基点，且两大性别群体在其中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双方各自的整体命运。因此，使社会性别意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得到足够体现是国际妇女运动着力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冷战的结束，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化中广为盛行。该理论兴起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的战后两次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以提倡政府运用各种社会经济政策对市场进行调节、消除或缓解其运行中出现的矛盾著称，曾引领欧美各国经历了战后长达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对比显得无能为力。有鉴于此，新自由主义者将市场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及进行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最佳方式，主张自由竞争，认为由此产生的所有结果都是合理的。他们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缩小贫富差距，并把后者看作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体现上述思想的各项政策在发达国家的实施取得一定成效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M）、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不顾它们尚且存在的矛盾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和财富向富裕阶层转移、社会结构两极分化和泡沫经济的出现等不足，急于将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些国际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订了各种结构调整方案，要求它们实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放开物价，允许资本自由进出，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贸易自由化。这虽然有助于相关国家物质财富的增加，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经济上过分依赖外资，社会投资因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被大量削减，贫富分化不断加深，民众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等。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化通过促进资本、贸易、信息等在世界各地的广泛流动和产业结构的跨国重组，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女性就业率的提高，使她们在从事职业活动和接受教育方面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据世界劳工组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发布的报告，全球妇女的就业率当时处于历史的最高点。她们在劳动大军中的比例超过40%，且拥有28%的行政职位，从事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传统的男性职业的女性人数增加。但与此同时，许多妇女，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妇女体验到的并不是平等、自由和解放，而是难以进入经济生活的主流。 　　首先，女性就业率上升是家庭和国家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结果。由于国家对教育、卫生、食品和住房补贴等公共事业的投人大幅减少，向来被定位于家中、以向其成员提供日常生活服务和情感关怀为己任的女性也必须为减轻由此增加的家庭经济负担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而在男子为寻觅报酬更高的就业岗位而长期离家不归、乃至与之失去联系或因经济形势恶化而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情况下，及在以母亲为户主的单亲家庭中，维持全家生存的重负更需由女性独自承担。众多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缺乏财政收入来源，也使其政府把妇女的收入作为税收的对象。但新自由主义将物质财富的增长凌驾于包括后代的生育繁衍、劳动力的恢复，以及如儿童养护、家务、自给农业、维护社区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