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有了首席技术官.docVIP

农民有了首席技术官 　　2013年3月5日，西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院长王豪举刚从大足回到家里，就接到一个电话。 　　“王教授！我终于把债还清了，全靠你呀！”梁平县蟠龙镇聚水村村民李本乾在话筒里大声说。 　　年过六旬的李本乾曾经欠了一屁股债。在王豪举的帮助下，通过养殖山羊和生猪，他一年就还清了债务。 　　从2004年起，众多像王豪举这样的科技特派员，走进农村，成为农民的“CTO”——首席技术官。 　　服务隐忧 　　1989年夏天，作为西南农业大学（现已并入西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学生，王豪举来到北碚区龙凤桥镇的畜牧兽医站挂职锻炼。 　　来到镇里，王豪举戴着草帽就钻进农民的猪圈里去了。 　　“王专家，我家的猪啷个一点都不上膘哟！” 　　“王专家，我家的猪病了，啷个回事哟？” 　　“王专家，我家的猪又流产了，啷个办呢？” 　　虽然还是个学生，可在农民眼里，王豪举俨然就是专家。 　　“不少村民来找我们，都得走半天的路，但许多问题却没办法解决。”王豪举说，“因为当时的兽医站技术人员实在太少。” 　　因为这段经历，后来成为高校教师的王豪举，空闲时常常到农村去义务当兽医。 　　然而，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小。那些日子里，“怎样才能让更多农民得到科技服务”这个问题，成了王豪举的一个心结。 　　当时，农村科技服务主要依靠设在各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但农技站只负责推广新技术、新产品，指导农民生产，有的农技站甚至只单纯地负责农机购置。 　　“最前沿的农业种养殖技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农业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经营理念普及等，却往往无人过问。”重庆市科委农村处处长王勇德说。 　　究其原因，与农技站人员的知识水平有很大关系。 　　“不少农技人员学历不过大专，还有不少是经过简单培训后就直接上岗了。”王勇德说。 　　虽然有的农技站也会邀请重庆各高校的教师到站指导，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和制度。 　　2005年，这种状况开始改变。 　　这年4月25日，市委组织部、市科委、市人事局、市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市农业局（现已并入市农委）、市财政局联合发文，在全市开展“十百千科技特派员下农村行动”，以充实农村科技人才队伍，提高农村科技服务水平。 　　智能配对 　　作为全市第一批科技特派员，王豪举被安排定点联系永川市（现永川区）。 　　一到永川，王豪举就着手调研，并做了两件大事。 　　首先是会同几个同事组成专家小组，为永川制订了科技发展规划。然后，到火炉镇为家庭养殖户举办讲座。 　　“还需要我做什么？”王豪举问。 　　“不知道。”永川市科委的同志回答。 　　这让王豪举有点尴尬。 　　“我的专业是动物微生物学和动物传染病学，其实我可以深入到农户家，为农户提供一对一的帮扶。”王豪举说。 　　但是，因为市科委对区县农户的科技服务需求信息由区县科委部门提供，而信息采集工作却是依靠人工采集，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受到影响。 　　这就是王豪举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原因。 　　信息采集难题也困扰着王邦祥。 　　2005年，西南大学研究生王邦祥进入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农村科技服务中心实习。一进中心，他就开始负责科技特派员项目。 　　王邦祥的工作就是给各区县打电话，了解区县需要什么样的科技服务，然后把区县的需求反馈给相关科技特派员，并跟踪科技特派员的服务情况。 　　“这一切都靠人工劳动，工作量太大了！”王邦祥说。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1年7月，市科委投入30万元，开发了“重庆市科技特派员管理系统”。 　　“系统开设了市科委、区县科委、科技特派员和技术需求单位四级账户，科技服务的供需双方都可以在系统上完成匹配。”王勇德说。 　　王豪举决定试一下。他在系统上注册，并把自己的专长和科研情况都列了上去。 　　另一方面，梁平县蟠龙镇蟠龙村村民陈德险的需求信息——山羊养殖技术，也被录入了系统。 　　“于是，市科委与区县科委在网上为双方完成了配对。”王邦祥说。 　　“MBO”管理 　　2012年5月的一天，王豪举在科技特派员帮扶目标责任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目标责任书的甲方是王豪举，乙方是陈德险，丙方是梁平县科委，不过乙方不需要向甲方支付任何费用。 　　此前一个月，王豪举到陈德险家察看了山羊养殖情况。 　　目标责任书上，详细列出了王豪举的目标任务：2013年存栏150头山羊，出栏200头；制订山羊养殖疫病防控技术方案，山羊成活率达到92%以上，出栏率提高5%；注册成立微型企业。 　　从2008年9月22日起，科技特派员升级为“CTO”。“科技特派员还要承担起助推农村种养殖户、骨干企业的创业服务。”王勇德说。 　　科技特派员除了为农村提供科技服务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为帮扶对象提供扶持资金。 　　有了资金发放权，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