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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新动向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理解这项改革？有哪些创新？如何理解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流转？等等。针对此，本刊采访了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张红宇曾任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现为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农村产权制度和农业宏观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是中央1号文件起草组成员。 　　领导文萃：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应如何认识和理解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部署，这对深化农村改革有何重大影响？ 　　张红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诸多重大举措，涉及农村土地的方方面面，应当如何理解和把握，我个人认为重点是领会好两个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是“稳定”。所谓稳定，指的是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举措，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一贯思想，是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有两条比较明确的主线。一是坚持农民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框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逐步确立了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框架。这一制度安排，实现了土地权利在集体和农民之间的有效分割，较好处理了国家、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土地利益关系，在长期的实践中体现出广泛的适应性，可以说是我国农村改革三十多年最重要的制度成果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这一取向。比如，强调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等，都是这一基本制度框架的体现。二是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利并不断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属性看，改革之初土地承包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责任制，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政策完善，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也体现出扩大农户土地权利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诸多安排，正是围绕上述两条主线而展开。 　　关键词之二是“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诸多创新之处，理解这些创新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关键是把握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地关系出现的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要求强化保护转移农民的土地权益。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3%，但这个城镇化率包含了大量户籍不在城市的农民工。在目前这种“候鸟”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下，承包土地依然发挥着农民工基本生活保障的重要功能。未来在实施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中，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成本分摊机制。而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之一，理当为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发挥应有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导致了农户兼业行为普遍存在，并由此引发了“谁来种地”和“地怎么种”的问题，要求提高有限耕地资源的配置效率。目前，务农劳动力老龄化、低学历化和女性比例提高的趋势明显。特别是农户兼业行为日益普遍，很多传统农户退出了商品农产品生产，农业生产行为逐步演变为“保口粮”、“保自给”，耕地的使用效率未能得到有效发挥。需要通过土地制度的创新，使土地使用权向更有效率的经营者集中，提高有限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正因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在保障和拓展农民土地权利的同时，也体现出促进耕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创新，比如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等，都有明显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本质要求。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土地是农业赖以发展之基、农民赖以生活之本，农地制度事关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农村各项制度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正是通过土地制度的创新，带动了农业农村发展出现新面貌，并由此促进了全面改革的推进和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安排部署，必将为补上农业现代化“短板”，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四化同步”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