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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让我学到了什么 　　2011年5月3日，我在凌晨5点50分用哆哆嗦嗦的双手打开电脑，收到了我梦寐以求的那封录取信。时间过了两年，2013年5月22日，我在毕业典礼上坐着，享受2013届毕业生狂热的欢呼。 　　相信吗？我感觉到的不是快乐，而是麻木；不是放松，而是自省。我常常觉得，毕业之后另一场学习才真正开始。 　　两年的时间时常感觉很漫长，但是如同盗梦空间一样，醒来之后又觉得过去的太短暂。我时常觉得，两年学习到的东西难以总结，这个过程如同一场化学反应。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好像已经由不同的分子组成。课堂里的学习让我感觉登陆了另一个星球，而生活里的磨难，又像是一场无休无止的通关大战。 　　另一个星球 　　“另一个星球”这个说法也许太夸张了但是，那种文化的差异以及教育理念的差异有时候就会给我这种感受。在这个星球上，几乎是在一瞬间，所有的感官都被打开了。而身体里那个无形的退缩的自我却在对比中愈发清晰。 　　我时常觉得我的课堂很疯狂。记得刚刚上课的第二个星期，文学写作课邀请了一位矮个子棕色皮肤的胖女人来做讲座。她身穿一件低胸连衣裙，两个巨乳几乎完全外露，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她经历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爆发初期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死去的过程，因此迷恋上了做艾滋病维权人士的口述史，再后来，她成了演员，专做口述历史人物的独白。在那节课上，她在讲话的过程中忽然之间转换了角色，从交谈者转换成为了独白者。激烈、愤恨的声调充斥了教室。整个空间似乎在一瞬间变成了舞台。在她大声背诵独白时，胸部上上下下地起伏着，一瞬间完全扰乱了我集中听内容的注意力。就在我屏住呼吸努力倾听时，她抓起眼前的塑料杯子奋力地向对面砸去。杯子“咣当”一声重重地砸在桌子上然后弹起来。我的同学只是静静地将水杯捡起来。 　　另外一次课，一个亲历“9?11”的救火队员被邀请到教室，在离我一米之外的地方坐着讲述他所经历的“9?11”救援经历。伤感的氛围充斥着教室，他说：“我们在灾难之后―直希望救出生者，但是挖了半天只挖出一只手，上面还戴着一枚婚戒。”这种和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近距离接触，让我感到很奇特。他在10年之后讲述这一切，依然会流泪。 　　课堂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去采访一名罪犯，57岁的黑人罪犯来来回回被关进监狱20年，最后在一个叫做Fortune Society的机构里做事。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一名毒品贩子，说实话，我当时非常紧张，并向教授表达了我的恐惧。教授说：“好吧，那你就坐在我旁边吧！”而当采访要开始时，教授起身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只留我和罪犯单独在那个小小的会议室里。我刚开始惊恐万分，最后只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换来的，却是一场无比精彩的口述。 　　美国课堂上经常充满了自嘲。Gerry是教写作的教授，他也是一个同性恋，在课堂上他给我们播放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维权运动的视频。那个视频里就有年轻的他。白发苍苍的Gerry边播放视频边说：“你们可以看见黑发时的我，比现在帅多了。” 　　虽然以上陈述的，也许听起来都是学业中有趣的地方，但是其中的文化适应和语言适应之艰难不言自明。我们常常在另一种文化中才能遇见真实的自己，才知道自己骨子里的拘谨、不自信以及知识的匮乏。但是，这正是一种自我修正、自我发现的过程。你需要做的，是用所有的感官去迎接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可攀比 　　这是到达美国之后才感受到的真实氛围。就算成绩，也没有什么可攀比。当然没有任何排名之说，同学之间也不太关心其他人的成绩。后来，我逐渐发现，当做的每一件东西都完全不一样时，本身就没有了可比性。相反，美国教育经常在教育中营造一种团队精神。 　　我在实践课程中做一个有关“占领华尔街”的团体的项目。我充分发挥了之前做过媒体的特长，联系到了“占领华尔街”的三个主要首领。而其他的同学各有分工。有的人负责统筹摄像器材，有的人负责规划采访时间表，有的人负责去订教室。我们有时候会激烈地争吵，比如我认为如果要完成一个20分钟的视频作业，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设计好问题，有针对性地去问采访对象，这样有利于后期编辑。而小组成员里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遵循按照时间顺序提问的原则，不需要提前设计。 　　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漫无边际地拍摄了几十个小时。但是我们在作业交之前的24小时里还完全找不到一个统一的主题。全体人都已经抓狂了。终于，我们在最后关头匆匆定下了一个主题，并找出了相关素材，彻夜不眠地关在图书馆做剪辑。组里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海涛，现在我才觉得你是对的！”对于我来说，我从团队合作中得到了很多，比如我窥见了我有些优柔寡断的性格，在关键时刻没有说服其他小组成员的能力。我不但在专业上有所斩获，也在团队合作方面有一些自省。 　　我的每一个同学的毕业作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最后一学期有一门课就是“论文讨论”。这个课程的功能就是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