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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笔下的张良及其思想来源 　　摘 要：张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道家人物，其行为皆符合道家的处世哲学与生活方式。他的思想通过汉高祖刘邦影响到西汉前期的政治文化领域。司马迁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并将其融汇于文学创作中，着重塑造出张良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 　　关键词：张良 司马迁 老庄哲学 时代背景 思想来源 　　张良字子房，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是秦末汉初年间著名的谋略家和政治家，为大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汉高祖刘邦封张良为留侯，给予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高度评价。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赞道：“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智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张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低调，谦虚谨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这些表现都符合道家的处世哲学与生活方式。 　　一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学术派别应运而生，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即为其中之一。老子主张凡事顺其自然、无须强求、“知足寡欲”、“柔弱不争”。庄子认为，所有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而人对这种变化无可奈何，因此他主张“无为”，否定事物之间质的差别，放弃生活中的一切矛盾斗争，希望在没有是非、得失、荣辱的虚无境界中逍遥漫游。 　　班固《汉书?艺文志》对道家有如此评价：“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一谦而四益”其实和道家的“尚柔”思想是一致的。道家主张弱能胜强、柔能克刚，从而提倡柔道，以达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的目的。老子阐释“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张良的“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实则是“以柔克刚”；庄子《逍遥游》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张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庄子通过《庖丁解牛》宣扬其养生之道，张良则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 　　张良的“忍”与道家的“尚柔”有重要的内在关联。苏轼在《留侯论》中首先批评了年轻时的张良“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他认为“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的人，应当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他称赞张良向刘邦建议的“养其全锋而待其弊”，从而使“秦皇之所不能惊，项籍之所不能怒”。文章评论道：“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认为张良如女子一般柔弱的外表，正是其内心长期隐忍修炼的结果。苏轼《贾谊论》也提出了“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的近似观点。张良正是这样一位“忍者”，纵观《史记?留侯世家》，全篇都贯穿着一个“忍”字。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观点也或多或少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赤壁赋》中，苏轼推崇“凭虚御风”、“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境界；他的处世观念在《醉白堂记》中亦有所表现：“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苏轼处于逆境中时，曾追寻清静超然的环境，精神上以庄子“万物齐一”思想为寄托。可以认为，苏轼对张良及其道家思想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 　　二 　　张良年少时血气方刚，曾经“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强秦”失败。下邳老人为了培养张良隐忍的性格而要求他下桥捡鞋，张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由此老人授他《太公兵法》；刘邦入关而迷恋秦宫，张良认为“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劝说刘邦暂时克制欲望以图天下，“沛公乃还军灞上”；韩信破齐后派使者前来请赏，“汉王大怒”，张良及时“蹑汉王足”、“附耳语”，提醒刘邦认清形势，忍耐韩信的邀功行为并立他为齐王；开国功臣们因分封未定而相聚谋反，张良献策请刘邦消除怨恨，封“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的雍齿为侯，于是“群臣罢酒，皆喜”。张良审时度势，在各种困境前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自己忍，更力劝刘邦也要能忍，最终帮助他得到并巩固天下。 　　刘邦封赏功臣时，给予张良“自择齐三万户”的权利，张良却自谦“未尝有战斗功”，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上天赐予的运气和刘邦知人善任的才能，仅“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信平定齐国后公然向刘邦邀功请赏，从而为自己“敌国破，谋臣亡”的不幸结局埋下了祸根。张良深受老子“功成而弗居”、“功成而不处”的影响，充分做到“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将功劳归于时运和明主，这是其明哲保身的重要言行。 　　天下已定，张良“导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潜心修道，消极避世，以免自己成为激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表现符合老子“清净为天下正”、“致极虚”、“少私寡欲”的主张。反观韩信，在被刘邦由楚王贬谪为淮阴侯后，不仅有“由此日怨望，居常怏怏”的不佳表现，更有“生乃与哙等为伍”、“陛下不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