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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莎菲与多余人 　　摘 要：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形象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极为类似，忧郁、思想大于行动，富于反抗精神，但是却缺少“多余人”的自省精神，与郁达夫笔下的人物一样，更多是以“病态”的方式表现“多余”与忧郁，是中国式的“零余者”。 　　关键词：莎菲 多余人 零余者 形象分析 　　“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类形象。从20年代开始，我国文坛一些青年作者陆续写出了一批中国式的“零余者”，我们无法否认俄国文学对这些作者的深刻影响，也无法否认这批“零余者”与“多余人”的血缘关系。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多余人”的代表。莎菲是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笔者认为，其精神特质与“多余人”多有相似，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多余人。本文就将从这个角度对莎菲的形象做一番新的阐释。 　　一 　　“多余人”公认的鼻祖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之后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赫尔岑《谁之罪》中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罗亭。这些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对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和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为。赫尔岑曾经给“多余人”下定义时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2]长期以来我国评论界习惯简单地以“革命家”的标准去评价文学人物，用“崇尚行动”的文学批评传统否定“多余人”思想的启蒙力量，出现了对“多余人”形象在欣赏和理解中的批判倾向和拒绝态度。笔者认为这都没有把握“多余人”概念的精髓。因为“多余人”精神上的富有和思想上的敏锐、语言批判的锋利足可以使他们成为“英雄”，只是意志上的怯懦和行动上的懒惰，又使他们成为没有希望的精神叛逆者，或者说“失败的英雄”。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们思想反叛的积极意义。在“多余人”产生的原因上，笔者同意刘亚宁在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中的论述，“多余人”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位置的形象表达”。[3]83这就是说，俄国“多余人”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而且即使震荡停息，心灵已不可能复原，于是他们就在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一个固定的位置，不知如何行事”。[3]84正是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直接导致了“多余人”一个重要的精神特质：忧郁。这种忧郁是他们孤独行为的心理根源，他们的痛苦是随自己对周围环境的厌恶程度、随现实给他们的精神压力及个体挫折成正比变化的。这种忧郁一方面使得他们想要挣扎、抗争；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具备从这个环境中脱身出来的勇气和坚毅的性格。他们往往形成双重生活，甚至行为怪诞。但无论如何他们不再是浑浑噩噩，他们是觉醒的一群，充满希望幻灭的痛苦，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因此笔者认为“多余人”的特征必须具有以下三点：（1）忧郁。（2）思想大于行动。（3）反叛精神。 　　二 　　莎菲这个文学形象在特征上与“多余人”极为相似。 　　首先，忧郁。莎菲是一个患肺病的少女，离开家庭，独居于北京的寓所。她虽然不是如同“多余人”一样的贵族知识分子，但属于新一代的知识青年，受到“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充满新的意识观念，反对专制传统。她“同家庭决裂，又要同旧社会决裂，新的东西到哪里去找呢？她眼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对旧社会实在不喜欢，连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她也不喜欢，不满意。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她的全部不满是冲着这个社会的”。[4]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没有出路的迷茫造成了莎菲的忧郁，这种忧郁让她厌恶周围的一切，继而陷入孤独，性格孤僻，行为古怪。如同“多余人”一样，她没有目标，缺少生活目的，空虚、无聊。她渴望理解，渴望爱，也正是这种忧郁的外化。没有出路的她，希望抓住爱情这个救命稻草，将她拯救出绝望的深渊。但爱情的追求到头来仍是一场虚妄，如同皮却林不断追逐女性来排遣内心的忧郁却更加痛苦一样，他们都陷入更深的幻灭中。莎菲不肯和流俗苟合，又找不到反抗之路；留恋人生又厌倦人生；怅惘不已，又追求不止；多愁善感，又狷狂怪僻。就像奥涅金身上极其复杂的矛盾性格，概括了当时开始觉醒的贵族青年的主要思想特征、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俄国人的忧郁症”。莎菲的性格所具有的苦闷、忧郁也正是当时一代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真实写照。她这种病态的性格，完全是那风雨如晦的时代和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社会环境摧残迫害的结果。这种由于时代而导致的忧郁正是“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