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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乾嘉观剧诗的整体风貌 　　摘 要：说唱艺术在中国古代宫廷和民间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诗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经典，在清代更是逐渐完备。伴随着戏曲的创作主体、创作视角和审美经验日益丰富和成熟，观剧诗的创作走入了文人的视野，并形成一股创作风潮。另外，清人对宋明理学的推崇和对考据的热衷，诗歌由“诗人之诗”向“学人之诗”逐渐转型，带动了戏曲艺术由俗至雅的转变，使其更具文学欣赏价值。 　　关键词：观剧诗 清代整体风貌 《观剧绝句》 　　纵观历史，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往往会对汉文化有很好的继承和学习，甚至是发扬光大。早在元代，蒙古族建立元朝，便很好地保留了宋代的说唱艺术和表演艺术，对表演艺人给予了很高的待遇；金代更是如此，南宋政权也曾多次向金政府进献杂耍、说唱艺人。可见，说唱艺术的审美期待是不分民族、不分朝代、不分地域的。因此，满族人入关之后，戏曲作为宫廷与民间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 清代观剧诗创作繁盛的原因 　　清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文治，正如沈德潜所说的“国朝圣圣相承，皆文思天子”[1]，统治者出于安定民心、稳定知识分子情绪的角度，给清初诗坛注入了新的生机，文人墨客纷纷从遗民情绪中走出来，重新审视社会生活。同时，“诗歌从历史沿革来看是一场前后连贯的运动，一系列前承后续浑然交融的表现形式。”[2]乾嘉时期的诗歌题材丰富多彩，观剧诗作为新涌现出的文学题材样式，其发展壮大并被文人墨客欣赏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统治者和文人的关注。清代统治者在提倡重视文治的同时，对汉民族文化也有很大程度的学习和继承，观剧之风在宫廷之内颇为盛行。乾隆帝十分喜爱观戏，“在位六十年间，凡六度南巡江浙，沿途臣民皆以大戏承应，遂造成了戏曲空前勃兴的盛况”[3]；每逢节庆或宫中有喜事，宫廷中都会组织戏曲、杂耍等表演，四大徽班进京更是使宫廷观戏之风达到鼎盛。统治者的喜好往往会影响官员和一些文人的注意力，此时的戏曲作品不再是单一的民间创作和少数的文人创作，乾嘉时期已有大量的文人投入到戏曲作品的写作中，“以文采论，亦以语意流畅，见解通达，富有文学性而成为同类作品的翘楚”[4]；还有一些人身集文人与官员的双重身份，其作品的内涵更加多元化，如杨潮观的《吟风阁杂剧》、蒋士铨的《香祖楼》等。这些文人创作的戏曲作品的相继问世，促使戏曲逐渐雅化和文人化。 　　其次，戏曲表演艺术自身的发展。戏曲自产生之日起，流传千年，经历了起伏兴衰，清代可谓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完结时期，因此，经历了宋、元、明三代的积淀，博采众长的清代戏曲达到了繁盛。清代戏曲观念传承了一贯的重曲轻戏的戏曲观，尽管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强调了宾白、剧本等叙事因素的重要性，但在清代戏曲欣赏者和评论家看来，曲的因素往往仍然更重一些。在清代宫廷戏曲表演中，唱腔和舞台表演十分突出，曾由官方主编了《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乾隆时期舞台设置和建造也有了新的发展，多层戏台的出现，便于多场景同时空表现，戏剧的表现力大大增强，皇家贵族、富贾名绅看戏成为一大娱乐，“乾隆时，淮商夏某家之演《桃花扇》，与明季南都《燕子笺》之盛，可相颉颃。淮商家豢名流，专门制曲，如蒋苕生辈，均尝涉足于此。”[5] 因此许多与戏曲相关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纷纷涌现，文人的关注点不仅仅限于戏曲创作，同时也有评论戏曲表演状况、剧本内容、演员情况等题材的观剧诗流传。 　　再次，观剧诗兼具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的双重意义。咏剧文学是以戏剧活动为表现对象的文学样式，可以体现为诗、词、曲、赋等多种文体，它伴随戏剧活动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乾嘉时期为清代杂剧的全盛时期，“流派纷呈，俊采星驰，与繁荣的经济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盛世的画卷”[6]，戏曲作品不断增加，表演形式多种多样，正是由于这一时期戏曲的全面发展，咏剧文学的创作也由最初的无意识转为有意识的戏剧批评，使得咏剧诗兼具双重意义，成为这一时期特有的文学风貌。 　　二、 乾嘉时期观剧诗的创作情况 　　进入“十全”盛世之后，戏曲艺术百花争艳，更吸引了诸多文人的关注，加之“以学为诗、以诗饰世”[7]之风的提倡，这一时期的观剧诗创作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其创作动机和思想内涵而言，主要可分为三大类： 　　一是对戏剧表演情况的记述。这部分观剧诗并非着眼于剧本的内容或者人物的性格，而是记录了何时何地、因何而作此诗、观剧时的情景、对邀请者的感谢等，《南巡秘纪》中记载“班中脚色有不足或非标新领异，出人头地者，拟广购吴越间聪颖子弟施以训练，俾臻纯熟，又聘名流编撰新曲，外间所未尝梦见者，以此准备，其品第当不在都中梨园下”[8]。同时，这些表演的场景与状况也屡现文人笔下，钱谦益的《仲夏观剧，欢燕浃月，戏题长句呈同席许宫允诸公》[9]中有云： 　　浃月邀欢趁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