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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 持人性情 　　摘 要：中国诗歌有着极为深远的抒情传统，“情”之重尤见于刘勰《文心雕龙》，且此“情”带有深重的悲剧审美色彩，既本文所强调的诗歌之“殉情”。以此为核心，本文就《明诗》篇分“人情”与“世情”两方面探究诗歌之“殉情主义”。 　　关键词：感伤 殉情主义 人情 世情 　　一、文心之情，之殉情 　　“殉情主义”是郁达夫对英文中“感伤主义”的另一称呼。“中国的文学里头，殉情主义的文学最多，像黍离麦秀之歌，三闾大夫的香草美人之作，无非是追怀往事，哀感今朝。至若杜工部的诗多愁苦，庾兰成的赋多悲哀，更是柔情一脉，伤人心脾，举起例来，怕是汗牛充栋。”①就这段论述来看，郁达夫是以中国文学里所有的“带有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怨”代替他所理解的感伤主义的，所谓“殉情主义”，其实质是一种泛化了的感伤主义。 　　正如郁达夫所言，中国诗歌相比西方自有一种极为深远的抒情传统。从《小雅》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楚辞》之“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风骚”精神，实际即可视为一种“言情至上“的感伤色彩的弥漫。至于刘勰《文心雕龙》言“情，文之经也”，则把文学中的情感维度放置于更为鲜明的地位。 　　文心之情似不可简单归结为儒家之拳拳用世之热情，更不可于道家之“无情”底下寻“荒寒中的一苗火”。据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讲疏》中列举的：“《神思篇》：‘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是就‘情’作为唤起并指引想象活动的媒介而说的；《体性篇》：‘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这是就‘情’作为决定文学形式的内在因素而说的；《指瑕篇》：‘情不待根，其固非难。’这是就‘情’作为构成文学特殊功能的感染力而说的；《总术篇》：‘按部整伍，以待情会。’这是就‘情’作为贯穿全局的引线而说的。”②文心之重情如此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这种无时无刻不参与的“情”是带有悲剧审美色彩的。刘勰称赞古诗十九首“惆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而对于“流靡以自妍”的“夸饰”、“谐趣”则不甚推崇。大抵在刘勰看来，所谓“情”须要有所承载，否则流于轻浮，伤于风骨。这种“志思蓄愤”之严肃思考和慎重抒发乃可看成一种勉力耕耘的“殉情”态度，而非无所节制，恣意妄为的滥情。为文造情的矫饰之作易为，而真正心中恻怛却常常郁结于胸，难以出口。正所谓“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己”，以至于屈原一类的诗人“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乃至于自沉江水，殉情而死，被刘勰赞为“壮志烟高”之“逸步”「辨骚」。因此《文心》之情，必非浮泛虚夸之情，而是沉潜于其中，致力于其中，陶铸于其中的殉情之情。 　　二、《明诗》，殉情之世情、人情 　　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一书中提到：“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之诗人，类具三种条件。（一）有学问，有识见，有真性情，而襟怀阔远，抱负宏伟，志在用世。（二）境遇艰困，不能尽发其志，而抑郁于中。（三）天才卓绝，专精文学，以诗表现其整个之人格。”③此说颇为精当。《明诗》中的要旨概括而言也可看成对以上诗人素质的说明，诗人抑或诗歌之特质乃在“情”，一为世情，即诗歌须有现实之责任感和人格道德之担当；一为人情，即“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认为诗歌须呈现诗人个性之本然，体现其独特天然之才性。诗人致力于此两端，乃成就诗歌摇荡人心的情感力量。 　　（一）世情 　　《文心雕龙?时序》中云：“文变染乎世情。”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诗歌除了自身内部的自我变革之外，不免受到各种外部因素之浸染。一方面他们常常于现实境遇的感染下或歌盛世之音或发“不平则鸣”；另一方面，由于古代诗人之间往往频繁交游唱和，诗体上的流行也会影响诗人创作。比如在汉末建安时期，文人就多为创作乐府，而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则统领诗坛。不同诗体又有不同之性格。此亦为世情的另一个层面。《明诗》感于时弊，力求让诗歌之根基回到充满悲欢离合的大地。开头称述诗史，上起尧歌大唐，舜造南风的上古；下迄山水方滋的近世，都强调世风对文风的影响。 　　诗歌在刘勰看来，太平治世，可用来称颂圣功；乱上昏相，则力求匡扶政德。这是对于先秦以降诗歌理论中“教化”、“美刺”的承袭。既然是“殉情”，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则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地位，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沉重负担亦不免会伤及诗美。因此以刘勰对于诗歌“文质彬彬”的要求，他既强调诗歌的现实关怀，又希望避免因外部力量的重压伤害诗歌之轻灵美态，他对于现实功用在此处着墨不多，但是其思想倾向可窥一斑。 　　同时，刘勰对于当时社会思潮对于诗歌的影响亦有所论及。譬如：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所谓诗歌之内涵，必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