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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大团圆” 　　摘 要：在中国古代戏剧文学中，大团圆作为一种“中和之美”、“团圆之趣”，而从“心理距离”的视角审视“大团圆”却是一种“心理失距”的功利性的审美。在“大团圆”中审美主体投射了过多的主观情感，虽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客体本身美的价值，但迎合了审美主体感情的共鸣与生活的体验，使审美主体在欣赏过程中更好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从而在欣赏客体中获得内心的平衡和满足。“大团圆”为民族心理对现实的观照，作为一定时期民族文化的印记而存在。 　　关键词：大团圆 心理距离 审美功利性 心理平衡 　　“大团圆”大量出现在宋代之后的戏曲小说之中，并逐渐在古典戏剧中成为一种滥觞。对于戏曲小说中的“大团圆”前人的论述不少，各持着对“大团圆”褒贬不一的态度，总体看来人们更多的是对“大团圆”所反映出的国民性的弱点持贬斥态度。“大团圆”，无论是民族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还是“瞒和骗”国民劣根性的暴露，都是审美主体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从“心理距离”的视角来看，“大团圆”是主体在审美中投入过多的主观情感，而形成一种“心理失距”的功利性的审美，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美感的缺失，但符合在封建社会守成阶段的伦理文化和广大民众扬善惩恶的道德信念，以及民族实用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大团圆”作为一定时期民族文化的印记而存在。 　　一、“距离”产生美――审美“心理距离” 　　爱德华?布洛在《作为艺术中的因素和一种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提出“心理距离”说，“心理距离”是距离的一种特殊形式，认为如果要发现周围事物的美和诗意，就必须在事物与我们的利害考虑之间，插入一段适当的“距离”，去发现这个世界纯粹的美。 　　审美的主体要摒弃实际的功利和欲望，而用一种客观纯粹审美的态度去观察客体，审美经验是独立于实用功利的考虑的。布洛在“雾海航行”例子中提到，同一海雾，却带来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布洛说：“这是由于距离从中作梗而造成的。”[1]在前一种情况下，海雾与我们的切身利害完全重叠在一起，距离太近，只能感受到海雾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在后一种经验，海雾与我们的切身利害之间插入了一段适当的“距离”，我们能够换另一种“客观”的眼光和美的态度去看海雾，所以能够欣赏到海雾的美景。由此，布洛所说的“距离”，并非指实际的时空距离，而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特殊的“距离”。这种特殊距离的插入，要通过自己的心理的调整得以实现。 　　二、大团圆――中国人看戏“心理失距”的产物 　　（一）“心理距离”的自我矛盾 　　“距离的自我矛盾”是主体和客体间插入一段“不即不离”的距离，但是距离又存在矛盾，“大团圆”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心理距离”上的失距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大团圆”大量出现在戏剧作品中，正是因为戏剧是距离人类最近的艺术，它用极具体的方法把人情世故表现在眼前，这最容易使人离开美感世界而回到实用世界，所以“大团圆”的出现也就比其他艺术更能凸显出当时社会阶层民众的心理活动与审美趣味。 　　“大团圆”正是因为切身而忽视了距离的存在，当我们投入了主体的太多的悲欢离合于客体身上，却让客体成为我们主体的附属品，而忽视了客体本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顾客体的合理性一厢情愿地给作品安上了“大团圆”，以求得内心的自慰。正如大团圆的出现一样，因为它符合了民众对内心情感的体验，也符合了中国人的道德审美观念，即善有善报，好人得善终，渴望自己辛勤的付出与道德的培养能最终使自己获得好的结果，继而对苦难的现实生活抱有希望和忍受的勇气。 　　（二）戏剧强化下的“大团圆” 　　戏剧小说的发展是随着市民文化和城市经济的兴盛而发展的，自然戏剧的创作要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而市民阶层的成分是很复杂的，包含了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商人、农民、游士、军人、歌舞酒馆的妓女等，市民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特定时期的民族心理特征。元明清戏曲作品中“大团圆”成为一种滥觞，可以说“大团圆”现象正是市民阶层心理潜意识的表现，同时“大团圆” 以戏剧为载体进一步强化加深了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种“大团圆”意识更加根深蒂固。 　　中国古代戏曲中的“大团圆”现象是在封建时代，各种价值观和传统观念根植下的社会心理的产物，但是这种产物经过戏曲小说形式的表现，经过戏曲小说的群体感染力，从而又隐性地对社会“大团圆”心理实现了强化和推动作用，即在戏曲小说中“大团圆”既是原有“大团圆”社会心理下的产物，同时又是新的“大团圆”心理的催化剂和强化剂，在大团圆心理的环环相接中，戏曲小说的“大团圆”是最重要的一环。[2] 　　三、“满心利害打算”的“大团圆”――审美的功利性 　　（一）大团圆追求的方式与手段 　　中国古代悲剧总是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并将其称之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特色，不论是“一条欢乐的尾巴”，抑或是“团圆之趣”，总是想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