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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中的“单位”：1949―2011 　　一、引论 　　公共品供给问题一直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经典命题。 　　20世纪中期，以萨缪尔森和马斯格雷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公共品由于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以私人供给必定存在效率和福利损失，因此必须由政府供给（Musgrave R A.，1939；Samuelson P A.，1954；Samuelson，PA，1955）。这可以称之为公共品供给的“政府论”，这一路径的学者认为政府应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形式来为社会提供公共品，一个社会中公共品的缺乏往往是由政府缺位或低效造成的。 　　后来的研究则表明私人在提供灯塔、教育、法律与秩序、基础设施、农业科研以及其他公共品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例如，Coase R H.，1974；丹尼尔?史普博，2004），在此基础上，德姆塞茨直接提出了“公共品的私人生产理论”（Demsetz，H.，1970）。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公共品的供给和使用中的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产权模糊，这派学说认为私人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来配置许多公共品，而且这一过程比政府来提供公共品还要更为高效，这可以称为“市场论”。在国内，这一理论学说在政学两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引发了公共品供给的市场化和产权化改革。 　　总体来看，公共品理论的演进基本就表现为“政府论”与“市场论”二者的对垒。二者之间虽然存在巨大分歧，但是，在分析取向上又有相似之处。借用布坎南的说法，二者（尤其是“政府论”）均属于一种“公共物品的规范理论”，与之相对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实证理论”。 　　布坎南认为，“规范”理论和“实证”理论的差异，不是明确的价值主张与客观分析或中立分析之间的区分，而是两种客观分析之间的区分。前者是在假定效率可接受的前提下，主要将目标定位于准确详细地说明“应当”作为政府行动目标的那些结果的特征，而后者则主要致力于解释和推测多人参与的集体决策过程的结果。通常的公共物品规范理论中，包含着何种结果将不会发生的隐含预测，规范公共物品理论的实证内容大多包含于这些隐性预测之中。在相关决策者接受总体效率标准的前提下，规范理论给出了有效率的结果应该满足的那些必要条件。关于个人为达到这些效率条件而自愿进行的互动行为的解释或预测，并未被囊括其中。换句话说，在存在公共物品的情况下，规范理论中包含有关于“市场失灵”的实证性陈述，但是，在走到实现总体效率可能所需的制度过程之前，规范公共物品理论就停止了分析。 　　具体来讲，“实证取向”的制度分析由两个分立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个人就不同的制度进行选择的理论逻辑，它与经济学家关于个人选择的正统理论非常相近，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取向”的分析。紧接着，“实证取向”分析的第二部分是经验性的。在这一部分中，历史经验记录的艰苦积累、描述性细节的仔细表述以及比较分析，这些都是必须的（詹姆斯?布坎南，2009）。在这里，一些必须被追问的问题是：在人数众多的群体中，公共供给的物品和服务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是谁、以什么为根据来决定哪种物品和服务应被公共地提供？是谁、以什么根据来决定每种物品和服务应提供多少？是谁、以什么为根据来决定成本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分担？最后，决策者由谁决定？ 　　同时，正如布坎南所言，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对公共物品理论更为忽视。社会主义的方案，旨在将私人物品的私人生产转换为集体管理。而对那些从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被集体化的“公共”物品的“公共”供给，却极少关注。无论物品本身应当由市场提供，还是由政府提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只是假定这个部门中的决策是“政治地”作出的。（布坎南，2009，176-177） 　　本文就尝试从“实证取向”的公共物品理论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公共品供给问题作一阐释。 　　事实上，蔡晓莉已经从这一研究取向出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富有启发的探讨。她的问题是：在不存在民主制度的中国乡村，是什么机制促成公共机构去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她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和大量村庄问卷统计发现，乡村社会的许多非正式制度所连带的道德责任促成基层干部/组织为村庄提供公共品。这些非正式制度就是以亲属组织、庙会、教堂和社区协会为代表的“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尤其是像庙会这种既有“包容性”又具“嵌入性”的连带团体，可以形成一种激励基层干部的非正式的道德责任机制，促使他们为社区提供公共物品（Tsai Lily，2007）。蔡氏的研究极其重要，因为她揭示了公共品供给与基层社会结构自身的关联机制，尤其展现了乡村社会中的大量“传统”的非正式组织在公共品提供、激励和约束基层干部方面的积极功能。这提醒我们，在考虑公共品供给问题时，不仅要有“政府”和“市场”的视角，还必须引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