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docVIP

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 　　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现在面临治理危机。不论是否同意这种说法，我们都必须正视：冲突已经成为当下农村的突出问题，化解冲突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关怀。 　　大致而言，农村冲突受到社会各方关注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标志应该是１９９３年的四川仁寿事件。十多年来，政府部门始终高度关注冲突问题的调研处理。学者的专门研究主要始于九十年代后期，其间有关于农民信访和上访问题的专门调查，有关于严重群体性事件的集中探访，也有关于各类群体冲突事件的综合分析等。这两年，在农村研究领域，冲突问题愈加受到重视。 　　国外学者关于改革以来农村冲突的研究，显然比中国学者早得多。８０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系统研究过中国农村８０年代上半期的冲突事件（Elizabeth J.Perry,1985），并与越南和欧洲历史上的乡村冲突进行比较。这项研究认为，５０年代的中国乡村冲突主要发生在农民和国家之间，合作化以前主要是地主富农抵制土改和粮食统购，合作化以后主要是部分农民抵制国家对于农业生产分配的控制；８０年代上半期，家庭经营普遍建立，农村冲突则主要表现为村庄之间、农户之间争夺公共资源，传统宗族活动和迷信活动复兴，社会秩序和政府指令的有效性受到明显损害。这项研究还认为，从冲突发生的组织基础来看，中国不同于西欧，欧洲的乡村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民方面的组织基础是行业协会等组织，而中国的乡村冲突，到８０年代上半期基本上还主要依托传统类型的乡村组织，如宗族、家族、村社、秘密结社等。９０年代中期，又有美国学者对于农民的冲突行为进行专门研究（Kevin J. O’Brien, Lianjiang Li, 1996,1998）,认为农民冲突行为的主要特征是“依法抗争”，即农民援用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作为抵制基层政府的工具，在具体的冲突过程中，农民主要采取有组织有秩序的方式向上级政府施加压力。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农民在冲突中的这种行为方式是有特色的。海外学者基本上不关心怎样解决问题，主要兴趣是与以往的农民集体行动理论进行学术对话，目的是丰富原有理论或者提出新理论。但是，从政策研究的角度看，海外学者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一方面，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总结，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发展变迁路径显然能够拓展我们的分析视野；另一方面，这些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方法和理论成果，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国情况时捕捉问题和探究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学术取向的研究发现往往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政策研究可以直接“拿来”。 　　考察冲突研究的历史并观察冲突发展的现状，我们发现，当前的中国乡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冲突的发生主体已经明显地转换为农民和基层政府，而主要不是乡村内部农户之间、村社之间的资源利益纷争；其次，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织方式已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传统形式有所褪色；第三，体制内抗争（如上访请愿）依然是农民的主导行为特征，但是，体制外行动（如暴力抵抗）也明显增加。在这种新的情景下，冲突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农民的角度，一个是基层组织的角度。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从农民的角度做过一些调查分析，本项研究主要采用组织的角度。 　　农村改革已经二十几年，基层组织既推进了改革，也改革了自身。但总的来看，基层组织对于新的社会经济环境越来越不适应，或者说，基层组织已经明显滞后于整体的改革进程。现在的乡村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的这种不适应。当然，这种不适应的根本原因不在基层组织自身，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寻找。但是，从乡村层面看，在目前情况下，基层组织的改造已经是化解乡村冲突、改善乡村治理的核心环节。这种改造必须要有大动作。 　　 　　一.市场化改革和组织运行的积极演变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影响基层组织的运行方式。对于乡村干部来说，有些行为变化是自觉的，有些行为变化是不自觉的。但不论自觉与否，这些变化都是他们在具体工作中反复感受体验、不断权衡利弊的理性选择，标志着他们对于自身角色和政府角色的新认同。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基层组织的运行方式起码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 　　１．经济活动方式的新定位 　　改革以来的二十余年间，基层组织始终如一地重视经济发展，但是，他们推进经济发展的行动方式却发生了重大改变。大致而言，９０年代初中期以前，基层组织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是自己直接上项目、办企业，不论是乡镇政府，还是村级组织，都努力成为工业项目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在这个过程中，乡村领导人也往往直接成为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之类负责人。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情况显著改变，乡村两级组织依然非常重视加快发展，多上项目，但是，他们把重点放在了改进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方面，不再津津乐道于如何去直接兴办和管理一个新项目。这样的转变，显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