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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中的社会企业 　　在谈论任何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之前，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企业，也就是用商业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司，真的有存在的可能性吗？ 　　用一句西谚来形容，社会企业就是要同时追逐两只往不同方向飞的鸟，甚至还不只两只。香港中原集团、乐施会董事施永青的看法十分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凡是值得经营的生意，商业界都不会放过，剩下来的因服务对象的负担能力不足，而不能靠自负盈亏的方式持续发展，所以社会企业的生存空间很小，几乎为零。 　　施永青先生是香港商界领袖，年轻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后来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后脱离左派，成为自由市场的忠实拥护者，同时他又热衷公益，积极参与内地扶贫事业。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社会企业家的极佳候选者，所以他的质疑也特别有分量。 　　的确，社会企业要解决社会问题，还要在善待员工、公平贸易和环境保护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最后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太难了，用一句现在年轻人的口头禅来说，这不科学。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雄辩地论证：“企业仅具有一种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或者伦理习俗的社会基本规则下实现利润最大化。”至于社会效益，则应该由外部市场来调节。比如，如果一个企业给社会造成了污染，那么政府可以对它追加征收污染税，或者采用更加市场化的购买污染券的方式来解决。在用货币缴纳税收或者购买污染权之后，企业对环境污染便再无责任。 　　如果你认同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也愿意遵循形式逻辑，你会发现这套思想体系是难以辩驳的。从现实来看，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的确赋予了个人和组织强大的工作动力，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那些试图破坏市场机制的行为，哪怕是出于善意，比如最低工资制、强制保护等，都被经济学家用实证研究证明并无益于人们生活的真实改善。 　　尽管孟加拉吉大港大学教授经济学理论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同样也信奉自由市场理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充满饥荒和赤贫的现实面前，尤努斯开始觉得自己讲授的理论孱弱无力。就在吉大港大学旁的乔布拉村，尤努斯看到，一名通过买来的竹子制作竹凳谋生的妇女，为了获得约合10美分的贷款，不得不向高利贷商人贷款，除了每周要付10%的利息，根据贷款的附加条件她还必须把其所有产品以放贷者的价格卖给放贷人，这意味着这名妇女实际上成了高利贷商人的奴隶，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从贫困的陷阱挣脱出来。 　　“这么少的钱却制造了这么多苦难，这实在太荒唐了！”尤努斯后来回忆说。这个村子里一共有42个高利贷借贷者，他们一共从放贷者那里借了27美元。尤努斯意识到，只需要极少的一点钱，就能够帮助这个村子的人摆脱高利贷陷阱，他于是自掏腰包还清了这27美元。严格地说，尤努斯替别人还钱的行为并不符合自由市场的原则，因为它可能会引起所谓“道德风险”，不过，这么低的成本就能减少这么多人的痛苦，那么违背一点自由市场原则又是什么大事？ 　　这就是尤努斯创办孟加拉“穷人银行”的起点，几十年后，穷人银行才渐成气候，尤努斯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和他所倡导的社会企业理念成为全世界人们关注的新事物。直到此时，尤努斯也并非不再相信自由市场，而是找到了一个让自由市场理念与他的左派立场和内心良知相互兼容的地带：如果说一定程度的贫困可以让一个社会整体上保持工作的动力，那么极端的贫困、代际传承的贫困，以及主观意愿上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摆脱的贫困，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则是不可忍受的。 　　不过，真正的现实问题才刚刚开始。根据他的实践经验，尤努斯为社会企业设立了7条定义： 　　1.企业的目标是解决一个或者多个威胁人类社会的问题，而非追求最大利润； 　　2.公司将实现财务与经济的可持续性； 　　3.投资者只能收回其利润，除原始投资外不派发红利； 　　4.投资返还后，利润留给公司以实现扩张发展； 　　5.要有环保意识； 　　6.员工在优于一般标准的工作环境下得到市场工资； 　　7.快乐工作！！！ 　　其中前两条是最核心的。用不着一条条对比大家也能看出来，能够同时满足前两条的企业已经属于凤毛麟角，更不用说满足全部七个条件。尤努斯自己也承认，他所定义的社会企业是最为严格和狭义的，他也无意于让别人都必须使用他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在我们对中国社会企业实践者的采访中，我们发现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对社会企业的定义，有些社会企业的投资者和实践者们甚至认为不派发红利也不是社会企业无法突破的底线。 　　社会企业实际上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危机，经济停滞让政府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吸收无法被市场充分吸纳的劳动力就业。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曾经从大规模国有化转向私有化的英国，是最早也是最为极力倡导社会企业概念的国家。现在，英国已经有大约6.8万家社会企业，雇佣人数超过50万，所创经济效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