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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惩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进路 　　从历史、文学、宗教和社会实践的观察中，人们会发现：在人类社会关系的构建中，惩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惩罚意味着痛苦，是对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剥夺，被道德家们认为是一种恶，但道德家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必要的恶。那么，如何理解和认识惩罚这种现象呢？惩罚的正当性又何在呢？众所周知，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报应主义和以边沁、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为此提供了不同的证明。报应主义主张正义和应得，功利主义主张社会利益最大化。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惩罚，如何看待两种惩罚理论的呢？一般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关于惩罚的理论。格兰德（Gland）就说：“马克思主义没有为惩罚制度提供概念或者对惩罚进行分析，没有一个关于惩罚的理论”，［１］但格兰德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对刑罚与刑罚的阶级结构及其政治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２］也就是说，马克思为分析和认识惩罚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力的视角。１８５３年２月１８日，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死刑》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对传统的惩罚理论和资本主义惩罚制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 　　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从抽象权利地观点看，只有一种刑罚理论是抽象地承认人的尊严的，这就是康德的理论，特别是当黑格尔用了一个更严谨的定义来表述它的时候。黑格尔说：“刑罚是犯罪的权利。它是犯罪本身意志的行为。罪犯把违法说成是自己的权利。他的犯罪是对法的否定。刑罚是这种否定之否定，因而又是对法的肯定；这种法是罪犯自己要求的，并且是他强加于自身的。”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有些地方好像是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不是把罪犯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些观察问题的本质，就会发现，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神秘的形式赞同了现存社会的法律；在这里是如此，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这种把刑罚看成是罪犯个人意志的结果的理论只不过是古代报复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思辨表现罢了。直截了当地说：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３］ 　　从上述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传统的报应主义惩罚理论表现出一种尊敬的态度。同时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这种尊敬态度是用权利、正义等道德语言来表述的，而这种语言又是他平时极力避免使用的。当然，马克思接着对报应主义惩罚理论进行了批评。在此，令读者感兴趣也感到困惑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为什么对报应主义采取既尊敬又批判的矛盾态度？他为什么尊敬报应主义，又为什么拒绝接受报应主义？相比之下，马克思对功利主义惩罚理论的态度却是非常直接明了，那就是拒绝。除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惩罚作过一些简短的论述外，唯一可引证的资料就是《死刑》这篇文章。那么，笔者无意在此对马克思的惩罚思想作出文本式分析，只是想按照他所提供的思路来理解和认识惩罚。［４］ 　　 　　一.马克思为什么尊重报应主义? 　　 　　功利主义惩罚理论认为惩罚之所以是可证的，是因为惩罚会取得好的社会结果。边沁则认为功利是惩罚首要的目的，比如威慑犯罪、改造罪犯等。如果惩罚只能带来痛苦，而不能取得好的社会结果，那惩罚就丧失了存在的正当性。因此，惩罚制度的目的在于威慑、预防和减少犯罪。功利主义受到最多的诘难在于它可能导致惩罚无辜者。因为功利主义认为为了获得好的社会结果，可以惩罚无辜者。在哲学理论中，人们常常列举一个惩罚无辜者的例子。假设在美国南方某州种族主义气氛很浓的一个小镇上，一个白人被谋杀了。一伙当地白人暴徒聚集到一起，确信凶手是一个黑人，准备杀害许多黑人来加以报复。镇司法官知道，如果他准备逮捕一个无辜的黑人，陷害他并认定他犯谋杀罪而处决他，那么白人暴徒就会解散，其他黑人的生命就会得以挽救。假定司法官确信，惩罚这个无辜者将不会产生任何其他有害的长期后果，如果他肯定冤案永远不会泄露，这时，行为功利主义者一定会说，司法官应该惩罚这个无辜者，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比不这样做的后果好。然而，惩罚一个无辜者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按照功利主义的认识，罪犯可以被当作威慑犯罪的手段。 　　功利主义把社会功利看作是惩罚的首要或者唯一根据，但康德认为，功利虽然是要考虑的，但不能作为惩罚的正当性的首要根据。按照尊重人的价值的理念，惩罚无辜者，会把人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康德写道：“法院的惩罚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