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下的“商机”.docVIP

政策下的“商机”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香港人，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虽然越来越觉得生活融入了这里，但文化精神似乎还停留在三千里外的那座小城里。与人沟通的时候，时常会像个自闭的中年人，茫然不知所应。 　　1984年的一天，当我离开大学门口时，已经准备赶火车去深圳，到一家港商经营的电子工厂当工程师。几天之后，我第一次坐在深圳郊区龙岗一家工厂的办公室，厂里的员工把我的名字改了，叫“谭工”。我就这样展开了几十年往返香港和内地的生活。 　　当时正当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特区有很多经济政策吸引香港企业，特别是家庭式的中小型工厂，很多香港工厂因此纷纷北上转移到50公里外的深圳。节省成本是香港生意人的看家本领，他们经历过20世纪50、60年代的艰辛，遇到了70年代的转机，到80年代赶上大陆开放的机遇，香港制造企业的规模迅速发展。突然间，利益出现量化级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香港人的生活。1990年代，香港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大哥，这多半有赖于这批吃准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港商。这顿“经济美宴”持续了十多年，让很多人，特别是这些在广州深圳开工厂的香港人富了起来。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是深圳“寻金梦”的开始。那之后，大陆一大批政府机关的中青年干部，选择放下身段和前程，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深圳开始不一样的人生。深圳成就过很多“下海”人的梦想，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即是政策的机会者。如今我们看到的成功者，是少数当年在“下海”浪潮筛检之后留下的。究竟有多少人消失在当年“下海”淘金的浪潮之中，我们无从所知，但不管数字多少，这些人当年放弃“铁饭碗”的勇气，今天则很难再复制。 　　1993年，“十四大”后打开了官转商的大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了国企深化改革，实行政企分家；谁会是这次改革的受益者？在我这个“外人”看来，当然是能与权力宝座钩上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会议不久之后，国企门外就成了一片新天地，那些懂政策又有关系的人，纷纷脱下官帽开上了奥迪A6，展开了繁荣的“市场经济”。 　　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是用政策推动市场的先驱，他们熟悉政策又能够掌握市场。他们曾经是政府领导鞍前马后的助手，这样的经历成就了他们玲珑八面的金身，迅速在商场中如鱼得水。特别是那些自80年代已经接触“外商”的政府工作人员，自然能够更充分地理解市场经济的奥妙，利用独一无二的条件大演帽子戏法，变出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他们很早就展示出西方对经济的新理解：信息就是财富。 　　当然，这些人并不完全是政策的投机者，在那个商业秩序混乱的时代，想要成功甚至生存，除了有关系，还需要坚持和毅力，智慧和决断。在内地生活这十多年，我曾先后与几位内地的富翁共事，这应该是我这些年来最重要的学习和体验。把他们称为富翁，因为他们富而贵，“翁”是他们在积累财富和与财富相处中体现出的老练。他们虽然事业不同，性格各异，但共同点是他们曾经拥有极度丰硕的财富和显赫一时的成功。然后在获得财富和成功之后，又因为迥异的性格编制出卓然不同的当下，甚至将来。 　　先来说说两个我最早合作过的企业，共同点是创始人都来自政府机关，是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下海的干部，背靠大山并勇于创业。 　　他们当年都在一家国家所属的教育单位工作，这两个年轻的处级干部分别选择在1993和1995年离开了“铁饭碗”。离开的原因各有不同，一个是因为家庭政治背景，不得参与有关教育的业务，迫于无奈选择离开公职，到亲戚刚开办的进口贸易公司工作，挨家挨户从零开始去销售医疗耗材，起步非常困难。 　　那时，国外的医疗产品比国产同类产品价格高出几倍，绝大多数医院根本用不起国外进口的耗材。虽然当时国内的医疗市场十分有限，但发展潜力巨大。1995年后，医院开始“财政权力下放”的政策改革，规模较大的医院率先开始采购先进医疗设备和耗材，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这个政策也展开了漫长的医改，深深影响到今天。很多国外公司当时依靠本地代理开拓市场，机遇就给了他们这批“处女”进口商人。这位老板很快就趁着政策的变化将公司业务带入了上升轨道。几年之后，正当国外公司迷醉在高速成长的市场，千方百计给代理商压力，谋求收回代理权时，比“老外”看得更清楚纸醉金迷市场背后政策的红色商家，准确而又巧妙地把代理权出让，又一次换回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另一位虽然离开了公职，却没有离开“教育”。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将教育定义为第三产业，中国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他以自己多年在机关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判断，这次教育改革政策和经费之间将出现不匹配―内陆地区学校将没有能力支付新的书本费。他看准这个机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以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校为客户的图书公司。特别针对教育经费不足的中小学校，把从国家图书公司下架的旧版图书、从城市的学校收集过期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