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消失的班芝兰.docVIP

没有消失的班芝兰 　　在班芝兰的德记咖啡，人们能够品尝到味道最为正宗、复古的印尼咖啡―这座茶餐厅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中国城内营业已经超过100年了。 　　穿过班芝兰嘈杂的市集走进店里，就像穿越时光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老电影，店内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装饰：吱嘎作响的吊扇、木质座椅、在店内随意兜售零食的小贩。每天中午11点左右，都有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从高级轿车里走下来，坐在固定的座位上随意点些点心，饭后来一杯德记咖啡，边喝边读中文报纸。 　　班芝兰是雅加达的中国城，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曾是雅加达最繁华最时髦的购物区，最高级的商场都曾位于此，但是现在人们只有在大量购买廉价商品时才会想起这里。 　　车子在拥挤的交通中别别扭扭地穿过班芝兰。路两旁最惹眼的是那些明显带有火烧痕迹的空置房屋。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曾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暴动，暴动持续了一个月，大量华人店铺在这场暴动中被抢被烧，上万华人受到波及―这些房屋便是对十多年前那场暴动的无声诉说。在这一暴动之前，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曾经实行禁止华文政策长达32年。 　　印度尼西亚有2.4亿人口，是全球人口第四大国，这里曾经拥有东南亚最多的华人人口，但实际上华人在印尼所占的人口比例不到全国人口的2%―因此印尼华人通常称自己为“华族”，意思是自己只是印尼众多民族中的一个。 　　在这里，华人像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是社会经济支柱，在不久前公布的印度尼西亚富豪排行榜前十位中，华人企业家占到了5位。这在印尼社会又引发了一轮关于“华人是不是过度占有社会财富”的讨论。 　　虽然在1998年之后，印尼已经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稳定期，但华人社会对于过去40年里所经历的社会动乱依旧心有余悸。因此，印尼华人对待自己的财富一向谨慎低调，即便是已被外界称为“某某大王”的隐形冠军，也会认真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挣辛苦钱的小买卖”。 　　1落地生根 　　吴协和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在班芝兰的德记咖啡闲坐，这里是他灵感的来源。几天前，他刚刚同来自香港的作家林燕妮以及印尼一些成功的华商吃过饭，商量着要把印尼华人的故事拍成电影。 　　“华人就像树上的落叶，落到水里，只有随水漂流，”吴协和说，“我父亲从小就告诉我，我们是外人，只有比本地人更勤俭、刻苦、好学才可以在这里生存。” 　　“你看这间小店，刚开始也不过是个路边摊。”吴协和指着墙上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德记咖啡一百年前刚刚开张的样子。 　　吴协和的父亲1920年来到印尼，开了一间小小的修车铺，从补脚踏车的轮胎，修脚踏车开始，慢慢开起了一家汽车修理厂。6年之后，才攒够了钱，回到家乡把吴协和的母亲和大姐接到了印尼。 　　吴协和1939年出生在福建漳州。1940年，他的母亲当机立断带领全家登上开往印尼的客船，这个举动事后被认为绝对明智―不久之后，日本人就打到了厦门，切断了这一航线。吴的母亲性格开朗，初到印尼第二年，她还组织全家的女性坐飞机到万隆去玩。她也是父亲生意上的好帮手，父亲埋头修理汽车，母亲就帮着父亲算账招揽生意。 　　吴的父亲是个沉默的人，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但像多数华人一样，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他用开工厂挣得不多的钱把家中的8个子女都送去最好的华文学校读书。吴协和还记得，每天早上，父亲会骑40分钟的自行车将他们送到学校，放学的时候再依次将他们接回。 　　父亲关于华侨生存智慧的话，吴协和记了一生并将其一一实践。他现在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提起他的印尼文名字“HendrickGozali”，印尼人都知道他监制的电影票房成绩很不错。 　　实际上，吴协和说自己从来也没想过会进入电影业，年轻时自己“只喜欢看武侠小说”，和女朋友约会都会在电影院里睡着。 　　家里对电影真正热爱的是吴协和的二哥吴协建。1955年，吴协建初中毕业后去上海读高中。高中毕业，他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进入了最后一轮选拔。吴回忆说，当时给二哥监考的都是从香港回去的大明星―但在当时的中国，电影是国家的宣传工具，吴协建最终因为华侨身份落选了。 　　落选之后，吴协建决定去香港发展，考入了香港长城影视公司做剧务。后来邵氏公司希望和吴协建签演员约，约期8年。吴协建考虑之后，不想用自己最好的年华做赌注，最终拒绝了邵氏的邀请，和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玩具厂。 　　几年之后，吴协建关掉了玩具厂重入电影业，不过这次他没有做演员，而是开了家自己的影视公司，这就是香港协利电影。协利电影开始做国际电影发行，随即将公司业务扩展至收购本地电影、电影制作及经营影院。周润发、邓光荣都是靠协利起家的。 　　协利电影开业时，吴协和正好高中毕业。当时的华人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大学读书：一方面因为华人大多读华文学校，和本地人接触很少，印尼文和英文水平都比较一般；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限制华人进入专业领域工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