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云南社会文化发展.docVIP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云南社会文化发展 孙希磊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为了坚持抗战，保存我国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设施，大批高等学校和科研文化机构迁往中国的内地，形成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辐射到西南、西北地区，高密度科研文教机构聚集的新型的“文化区”。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教育文化大迁移，不仅把先进的思想文化保留住，而且使之带到了封闭落后的内陆，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其中，尤其以西南联大的入滇，对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这种影响和作用或直接或间接、或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云南近代化的步伐。本文旨在以西南联大为一个案例，用以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在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特殊力量和作用。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学校常务委员主持校务，梅贻琦为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日常校务。从华北平津南下，先迁徙到湖南长沙，立足未稳，武汉陷落，又奉教育部令继续南下，经过艰辛的长途迁徙，最终分三批抵达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昆明为中心校区，坚持办学。在迁徙过程中，其中一支队伍由三校的200余名学生组成“湘黔滇考察团”，在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等教授的率领下，辗转西南数省，徒步3500余华里，到达昆明。此举在中外教育史上实属罕见。从1938年5月开始上课，至1945年5月复员北归，在云南渡过整整8年，在这艰苦卓绝的8年中，西南联大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⑴创造了“学术自由发展”和“经世致用”的办学理念，凝聚和荟萃了颇为鼎盛的教授阵容，不仅使中国现代学术精神和文化传统赓扬不绝，而且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丽篇章。⑴更加可贵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身处国难忧患之际，心志不移，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以学者特有的方式关怀着祖国的命运，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延续传承上下求索。他们对“客籍异乡”的云南充满了热爱之情，对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神秘生僻的少数民族文化充满了浓厚兴趣，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以各自的学科优势和研究方法，在非常广泛的学科领域范围内，对云南的自然、人文、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系统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成果斐然。为云南的社会经济能够在战时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知识保障，同时，也使云南的科学研究水平得以提高，使云南现代学术和教育得到发展。 （一） “边疆研究”—注重实地调查，促进云南和西南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 战前，中国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及华北地区，西南地区不论政治经济或是科技文化，都是处于相对落后的层次，即使重庆、昆明、成都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华东、华北地区相比较也有较大的差距。昆明在战前正规的大学只有一所（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远不及上海（25所）和北平（15所）。在工业经济方面，云南除了个旧锡矿、造币厂、兵工修配厂、大道生纺织场外，基本没有近代工业。⑵云南由于地处边陲，向被视为化外之地，地区文化长期不被世人所关注。但是,云南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富饶宝地!它地理环境优越、地质地貌奇特、自然资源丰富；水利资源的蕴涵量和矿藏量在全国都占有重要比重；云南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蕴涵着风采多姿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这种独具魅力的边疆地区人文景观，对来自中原内地的大批学者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引起他们对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发生浓厚的兴趣。但是，至到战前，由于地处边陲，远离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区，所以发展较为缓慢。随着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区的迅速沦陷，中国政府的西迁和内地大批工厂企业、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的大转移，过去封闭偏僻、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变成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和复兴基地，而且，还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国家与民族的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云南发展的历史机遇到来了。 战时西南大后方社会文化的跨越式进步是伴随着沦陷区大批教育科研机构和数量庞大的高级知识分子迁入而实现的。在大规模的迁徙转移过程中，各所大学均饱经战争之苦，付出巨大的牺牲，损失非常惨重。南开大学由于师生抗日热情的极端高涨，深为日寇所仇视。战火中将南开校园夷为平地，仪器和图书资料损失殆尽。清华大学在北平被攻陷后也落入敌手，惨遭蹂躏。图书馆变成日军的战地医院，工程馆变为日军的养马房。北京大学“只有物理系将一个得来极不容易的R??W?Woods生产的光栅，及光学分析的玻璃和水晶三棱镜等少数部件带出”。 ⑶（《回忆》吴大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3页）当时的情况是“各地之机关、学校以变起仓促不及准备，其中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