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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的复杂性在文学研究中显影 　　“理解历史总是伴随着理解自己的冲动，因为这是一个理解历史和理解自我的双重过程”[1]。在一次学术访谈中，刘复生如是说。确实，历史与个体是同构的：历史的脉动总是由身处其间的个体所承担，时代给每个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这一点在知识分子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学者的生命史、学术史总是和宏大历史扭结在一起。由此，对我们来说，读懂一个学者，也就读懂了他身上承载的历史。 　　尽管学界对“70后”的代际划分不甚合理，但刘复生仍然被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众多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中，刘复生突破了文学研究的局限，将研究领域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拓展到更广泛的思想史与文化研究，观点新锐且切中要害，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不少惊喜和冲击。近年来，刘复生的研究成果颇丰，不仅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思想的余烬》以及《文学的历史能动性》等学术论著。 　　我们无法精细地描绘一个时代的文化地图，却可以勾勒出一个学者的思想肖像。恰如贺桂梅解读刘复生的论文标题“激活历史经验与学术知识的力量”，在刘复生的各种论述中，他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理念：文学研究者不能自外于时代，去追求“纯文学”的海市蜃楼；而是要反求诸己，将自己的感受、经验、知识投入文学研究，使主体与时代对话，使文学与历史互动。在刘复生的学术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文学具有“历史能动性”。文学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在语言秩序改变的同时，生活世界的面貌也将焕然一新。[2]以文学为对象、以文学研究为志业，刘复生不仅完成了对文学的阐释和意义的构建，还完成了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 　　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 　　刘复生是个“非典型”的70后学者，这一个案的特殊性似乎使“70后”的命名显得颇为尴尬。事实上，较之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出生于1970年的刘复生更多地分享了60年代末学者的历史经验。正是年龄的差异，使他的经验与大多数70后学者不同，更具有“之间”的特质。他没有经历过“文革”，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高中和大学中文系，在“学习时代”接受了“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作为青年学生，他并不像启蒙知识分子是时代的主体，而是局外的旁观者。进入90年代，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经历的是这个转折的结果，刘复生则经历了转折的全过程，对时代的风向转换心有戚戚焉。 　　这是历史的巨变在个体身上的投影，也暗中决定了刘复生学术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值得一提的是，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曾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过五年，其后再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受业于洪子诚先生。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在学院与电视台之间，刘复生以“主体的同一性”将感受、经验与知识的碎片加以整合加工，将经验重新知识化从而搭建出自己的学术大厦。贺桂梅由此将刘复生放置在“后-新启蒙”知识谱系[4]之中，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坐标系。 　　在刘复生的诸多论述中，我们能很清晰地辨别，他的学术大厦建立在两个基座之上：一方面，是对90年代以来（包括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小说的阐释和研究；另一方面，是对80年代“新启蒙”知识体系和文学制度的批判。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是对位关系。尽管刘复生尚未对80年代进行系统的考察，但在他所有的研究之中，80年代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一个状如幽灵般的巨大而迷魅的存在。 　　《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2005年版）由刘复生在北大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也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学术勇气的题目，也必然招致许多误解。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当然和刘复生多年的电视台工作经验有关。他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了大量当代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制度和规则，因为这份“局内人”的熟悉，剖析起来自然游刃有余。但对于“当代文学”学科而言，这个题目则显得“不那么文学”（或者说挑战了文学场域中的“潜规则”）。“必也正名乎”，要研究“主旋律”小说必须先说明研究对象的价值所在，但作为“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5]，“主旋律”小说却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自从80年代以来，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场域对此已有了明确的界定。在“新启蒙”主义思潮的统摄下，“纯文学”的神话被建构出来。在二元论的框架中，政治/文学、意识形态/审美、通俗/精英、官方/民间构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而恰恰是这一系列二元关系中的后项占据了文学评价体系中的象征资本，从而压抑了二元关系中的前项。“主旋律”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正处在文学场域的边缘和大众文化场域的主流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位置上。 　　但刘复生显然无意做一项所谓的“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