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4行政文.docVIP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4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2 提供公共物品 国家的职能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一般而论，政治学主要关注国家的政治职能，经济学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职能。现代国家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国家研究上也有明显的交叉，政治学也开始涉足国家的经济职能，经济学则开始关注国家的政治职能。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放在制度的理论框架中讨论，认为国家是制度安排中的一种，国家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国家与其他制度安排一样，具有提供安全、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合作、增加个人收益等功能。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和实施机构。宪法秩序层次的制度，即社会的基本规则就是国家所提供的，其他制度安排的实施也主要依仗国家的强制权力。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国家与其他制度安排的一个区别是对合法地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因而国家是一种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也是一种组织，“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到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20]国家垄断了最强大的暴力，国家所具有的强制力使它在提供秩序和界定产权方面效率最高。 科斯从产权经济学出发，认为由于存在着交易费用，关于交易双方的产权制度就会对交易活动，进而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通过界定产权，或变动产权结构，降低市场过程引起的社会成本（包括交易费用），可以起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国家的积极职能即在于此。 奥尔森从集团理论出发，也主张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物品。国家是组织的一种，具有组织的功能，比如提供集体物品，因而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如法律、秩序、国防等。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也会限制经济自由。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民的经济自由，比如增税，从而造成个人消费自由的减少，就无法投资增加国防力量、警察力量和法律系统。政府的维持并不是靠其提供公共物品，不是依靠公民自愿的贡献，而是靠强制性税收来支付。 从公共选择的立场出发，奥尔森倾向于用税收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公共物品靠个人提供，不可能实现均衡，只能依靠强制的索取，这就是税收的本性。关于税收的强制性，奥尔森赞成瑞典财政学家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提出“一致同意”的纳税理论，维克塞尔认为公民不反对强制性税收的原因是他们意识到这类公共物品无法在市场上购买，也不会有任何机构自愿提供，只能靠征税来支持。维克塞尔坚持旧式自由主义观点，反对强制，坚持国家在一个公民同意之前绝不能向他收税。具体而言，政府提出的每一项开支，如得不到国会的一致同意，就应该取消。 奥尔森反对传统政治学关于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在出发点上的二元论观点，主张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和在国家中的行为出发点是同样的，均以自利为初始动机。个人并非在市场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在组织中却自我牺牲压倒一切。奥尔森在其理论中只谈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坚持用个人来说明国家，认为国家的功能是提供个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这两点与公共选择学派的立场是一致的。他没有专门论述国家的形态、国家的制度，而是用集团来说明国家。在他看来，国家不过是集团活动的场所，制度本质上是中性的。从纯粹政治学的角度，可以认为奥尔森没有国家理论。 3 克服“搭便车”现象 国家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用于克服“搭便车”现象。选民的“搭便车”心理是民主政治可能失效的一个原因。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一人一票原则和多数决定原则，“从逻辑上看，这种思路是将民主社会的政治程序建立在完全（免费）信息的模型之上。”[21]实际上获得政治信息需要专门的渠道，使个人的利益要求进入政府决策需要专门的技术，这些活动都是有代价的。普通选民在知晓政治信息、游说官员和议员方面要么是无法知情，要么是不愿或无力付出这方面的成本。因而，真正在政治过程中起作用的是那些组织良好的，有能力支付参政成本的利益集团，民主政治的结果就像奥尔森指出的，政策往往有利于少数人，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得不到考虑，有时甚至会受损。 “搭便车”现象解释了选民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听任少数利益集团左右政策。在大规模的游说活动中，不管单个选民是否尽力，都可从结果中受益。这种形势使得理性的个体可能采取“搭便车”行为，致使在有关大众的利益问题上难以形成有力的团体。这就是“无组织的大众和组织严密的小团体之间的斗争为什么总是后者得胜的……理由。”[22]国家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思路是迫使个人参加集体行动，方式是制定排他性产权，使那些不愿意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人不能“搭便车”，或给以集体成员排他性利益，或者强迫那些不参加集体行动的个人为自己的“搭便车”行为“付费”。 国家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方式是制定产权，产权的基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