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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 2. 共和主义理想的意义 佩利的路线（the paley connection） 在促成共和主义理想走向终结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他甚至比贡斯当都要重要。佩利可能是他那个时代唯一明确意识到这一转变正在发生的作家，他论证说，这种转变实际上就是从无支配亦即免于任意之干涉这一公认的自由观念转向无干涉的自由。在《道德与政治哲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中，他极为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该书首次出版于1785年，并在整个19世纪不断被重印（paley，1825）。xxxiv 在这本书中，佩利承认通常的公民自由观念“就像许多令人尊敬的作家在通常的论述中所使用的”（paley，1825：357），xxxv是一种无支配的自由；“这种观念将自由建立在安全之上：它不仅仅在于实际上免除无用有害之法律和支配行为的约束，而在于免除此类约束的危险”（paley，1825：357，重点为原文所加）。xxxvi然而，佩利却反对这种公认的观念，而并在一种不同寻常的基础上支持边沁式的免于干涉的自由观。他论证说，这种理想尽管深入人心，但它对国家提出的要求过于苛刻： “应该拒绝这些自由的定义，它们对公民自由提出的本质要求在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它们激起的期望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并且，它们使公众牢骚满腹，政府的智慧与善行无法消除这些不满。”（paley，1825：359）xxxvii 佩利何以认为无支配的自由虽然是公认的自由理想但它对国家过于苛求呢？我的感觉是，同18世纪后期大部分的进步主义思想家一样，在佩利看来，政治的公民身份和政治的考量不可能再像传统的共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限于有财产的男性：妇女和仆人不可能再被整个地、永久地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每一个人当一人计算，没有人能以多于一人计算”，这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归属给边沁的一句口号（john stuart mill，1969：257）。xxxviii因此，尽管传统的共和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每一个与国家密切相关的人——每一个有财产的男性——都可能渴望获得不屈从于他人的支配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但对于像佩利这样的平等主义者来说，如果不附加上一种全然革命的学说就不可能这样认为，这种学说要求改善男人与女人、主人与奴仆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反应就是降低自由理想的要求——将其由无支配降格为无干涉；与此同时，他们又论证说，政治关注的对象应该扩大。收之桑榆，失之东隅，一方面，他们增加了平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降低了自由。 为什么对现代国家来说，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呢？简而言之，是因为它将唤起国家为一般的公民服务，尽管人们曾经只指望一个共和国——即使这一共和国隐藏在君主制的形式之下——为传统的精英服务。在有些人，如佩利、边沁或贡斯当看来，设想一个国家将在解放奴仆的同时也解放主人，在解放女人的同时也解放男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纵使这一理想暂时无法实现，也不能说它就是不可实行的。因为，对于我们能够想象的国家之行为的限制以及我们设想市民社会所允许国家之行为的限制，在过去的大约两个世纪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国家开始变得无所不包（inclusivist），因而对国家的要求多少变得有些低调（minimalist）的时候，共和主义也就开始转入地下。xxxix现在正是这一学说恢复生机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一个无所不包的共和国——一个致力于增进无支配自由的共和国——将不得不采取的方向。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试图展现共和主义观点的重大意义，我检讨了共和主义理想对我们的平等观念和共同体观念的影响；对我们为现代国家所设想的政策信条（policy-commitments）的影响；对我们思考宪政和民主价值及其制度之方式的影响；对我们处理规范和控制之方法的影响；以及对我们关于国家应该如何协调它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之主张的影响（pettit，1997）。xl为了阐明共和主义观点对我们思维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这里我将主要集中于它对我们思考再分配（redistribution）问题的意义。这一主题与我们尤为相关，因为它在当代的政治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且它关系到佩利等人对共和主义理想的敌视态度。 再分配与无干涉的自由 无干涉自由的最大平等分配与其他维度上的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呢？比如说，它与如下物品的不平等分配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基本好（basic goods，如食物、住所、交通工具、获取可靠信息的媒体）、基本服务（如医疗、法律援助、意外事故保险）、与培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