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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6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 　　在另一个村子里，村支书把厂里的一间房子拨出来作为村办公室（他自己是个老板）。这样的事情在苏南是不可想象的。 　　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新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影响甚至决定着此地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不同于苏南的威权政府和精英政治，温州逐渐出现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因为人民不是主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生存和致富的机会（即他们不对政府存在依赖），因而也就敢于挑战政府的权威。如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第一次村民成功罢免村主任的事情；第一次农民状告政府不作为的案子；等等（胡宏伟、吴晓波，2002）。面对这样的人民，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像苏南的政府那样具有支配地位，他们必须相应地调适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与人民的博弈中达到一种平衡。一位长期在（龙港）镇政府工作的干部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政府在做决策时必须相对慎重，尽可能把各方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在温州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那样的优势地位，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其有限。由于存在众多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经营者无非是无数企业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可能是并不非常优秀的一部分），他们在社区中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以虹桥镇为例，2000年该镇销售额排前20名的企业中，镇办企业只有一家（该企业正酝酿改制。别的已经改制的镇办企业也没有一家进入前20名），其他的都是私营企业。因而乡镇企业经营者根本不可能像苏南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那样通过向政府施加影响，让改制完全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社区政府也不敢做出这样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如果改制不透明的话，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就会挑战：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挣钱，他们却可以通过占集体的便宜而致富呢？（访谈对象180，民营企业家）结果是，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改制时倒是可以不受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左右，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主性。 　　虹桥一镇办企业的厂长就曾这样说：改制是政府行为，企业自己做不了主。但政府事太多了，管不过来。元件厂（另一镇办厂）嚷嚷几年了都还没改，我们也只能等着。（访谈对象174）虹桥镇主管企业改制的官员的话正好揭示了政府的担心和考量。他说他们这里的改制必须公开和公平，如果不公开和公平，工人和当地居民就会有意见，别的私营老板也会有意见，甚至会抗议。适当的优惠（给新所有者）是可以的，但不能偏得太多。政府部门谁都不敢操纵改制过程，把企业转给他们自己喜欢的人（访谈对象181）。 　　事实上，他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对当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认知，基于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前边提到的乳制品厂改制时就遇到了挑战。虽然镇政府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对该企业进行了改制，虽然工人们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但因为中间操作上的瑕疵，工人们认为他们应得到更大的份额，因而进行了抗议，有些人还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要求对改制进行调查。这些抗议使政府在后来的改制中更加慎重（访谈对象181，镇政府官员）。 　　五、改制方式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同前述的改制结果（怎么转，转给谁）受制于改制方式一样，资产价格也直接受改制方式的影响。在苏南，不透明的改制为现任经营者制造了改账和侵蚀公有资产的机会，客观上激励了转移和隐藏公有资产的行动。其结果是低价出售变成了普遍性的做法。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个后果。一方面，企业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基本确定，几乎没有悬念；另一方面，最后的改制价格由正式的资产评估来决定。这样，几乎所有的经营者都通过改账或别的转移资产方式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操控的手法多种多样，有些人压低资产和夸大负债，有些人把资产转移到下属子公司或关联企业，还有人直接隐藏有价值的资产或设备等，不一而足（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所有这些操控的目的是降低企业的账面资产，以便最后取得好的价格。如那力村一位改制老板（原来村办企业的厂长）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改制时他把账做出了大约25万的净债务，这样在改制后的5年内他就可以免缴土地使用费（以抵消债务）。根据他的看法，改制时没有不做账的，做的漂亮不漂亮完全取决于经营者有多聪明（访谈对象40）。 　　从表1、表2和表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后改制时卖出的价格，以及现任的经营者们以什么样的价格得到了他们经营的企业。固定资产大致反映企业的规模，资产-负债数也大致是最后的成交价。如果数字为正，那么新的所有者要拿出资金来购买；如果数字是负，说明该企业负债大于资产，当地政府还需要承担部分债务。在五陶镇，在16个我们掌握信息的镇办企业中，有7个负债大于资产，这意味着镇政府在把所有的资产转移给他们以后，还要帮他们还清多出来的负债（政府一般通过免收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