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7.docVIP

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7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 六、结论 　　本文分析了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改制背后的政治约束。尽管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能够部分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的不同的政治约束，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两个精英群体（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两个地方政府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和地方权力关系，解释了什么样的改制方案被提出以及有效地得到实行。苏南不透明的改制是当地倾斜的权力关系——地方（社区）政府和社区精英控制和支配了政治和经济资源、大多数人没有参与权力的必然结果。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反映了当地政府和人民之间新型的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群众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和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苏南近乎休克疗法的改制似乎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但它恰是过去社会主义时期和乡镇企业发展阶段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改制过程彰显了这种制度安排赋予干部的权力资源和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干部和经营者结盟兑现p 消费其权力资源（寻租）的途径。同样道理，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也是其历史遗产和权力关系的产物：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薄弱的集体经济基础使得温州在市场机会来临的时候走上一条自下而上的人民（或企业家）主导选择的发展道路；而恰是这种选择，衍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并开始形成一种精英竞争的阶级关系与社会政治格局。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型表现出了其路径依赖的特征，即：以往的权力结构和制度遗产影响着转型的发展选择及其社会政治关系。 　　苏南的改制对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改制成了新旧秩序的分水岭。原来乡镇企业里管理者和职工的关系在改制后出现了变化：经营者变成了资产所有者，工人变成了打工仔；两者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如据作者对那力村的调查，1987年村办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大约是工人的5倍；而在2001年，改制后的企业所有者与工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大约30倍，一个厂老板的收入甚至是其150个工人收入的总和（zhang ，2003a）。两者的关系出现了剥夺与被剥夺的质性变化。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一些原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迅速致富，成为当地的富人，苏南原来规模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当地的大企业（资本）家。改制以前社区中倾斜的权力关系逐渐转化成为倾斜的财富分配关系；过去宣称的苏南的共同富裕被一个日益扩大的收入两极分化的格局所取代。 　　改制方式的选择也可能对两个地方的政治前景发生影响。苏南的历史遗产和改制后迅速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使精英联盟成为可能。①「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对精英联盟的前提、机制和实现路径有详细的讨论（参见zhang ，2003b ）。我也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些问题。这里只是粗略谈及改制的政治后果。」如以上所分析的，苏南的政治格局本来就是一个精英政治的格局，改制后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持续并进一步加强。从历史角度看，获致财富的途径使苏南的企业家在政治上容易变得保守。以不公正的方式获致财富变成了苏南管理型资本家（即原来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通过改制而变成的资本家）的原罪.管理型资本家不是成为人们羡慕和景仰的对象，而是成了人们憎恨和嫉妒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同政府官员结盟，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就成了苏南企业家的利益所在。 　　与此同时，苏南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也为精英联盟提供了可能性和动力。处在社会顶端的少数几个当权者和少数几个有钱人总是更容易实现联盟（当然不一定是正式的）。正如奥尔森所分析的，特殊利益小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常常能自愿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支持其共同利益（曼瑟尔·奥尔森，1995：30，151）。在苏南，经济精英要保持其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而官员们则希望保持其权威。为达到这一目的，双方都需要将民众保留在原来的位置，防止更多的人参与到当地政治生活中。这种联盟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地方威权主义。苏南仍由政府控制和社区精英主导的村级选举正好反映了这一政治现实（zhang ，2003b ）。因此，我并不同意邱泽奇（1999）关于乡镇企业改制宣告了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的论断。事实也逐渐表明，改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传统的领导-从属关系（即乡镇企业受乡镇政府管理、经济精英服从政治精英），使得经济精英获得了更显赫的地位，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较改制前有所疏远，但由于他们的历史性联系，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两个精英群体的相互需要，精英联盟有着非常现实的可能性。①「康晓光（2002）在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时提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联盟已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的研究着重从宏观层面描述，而我的研究则是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