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传统文化.docVIP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传统文化（下） 2016-05-07?美丽语文 　　作为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始终以尚礼崇德、内外兼修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大到治国方略，小到举手投足。那些很早就用于人际交往的姓与氏、名与字的称呼习俗就形象地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礼仪的精神。古代婚姻从行成年礼到结发同心，古代丧礼从居丧丁忧到夺情起复，礼数习俗也是无处不在。而古人迎来送往的礼俗中除了巧妙地传达出人物之间的尊卑与亲疏外，也同样包含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称姓呼名。 　　作为人际交往最基本的人物称谓，华夏姓氏颇有讲究。上古时代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从功能上说，“姓”用来别婚姻，“氏”用来别贵贱。女子称姓是为了严守同姓不婚，避免近亲结婚。那时的姓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赢等。有人据此认为，姓最有可能是母系社会就产生了，而氏则是由姓分化来的。周以前，贵族男子姓、名、氏都可以有，如黄帝为轩辕氏，姬姓，炎帝为烈山氏，又号神农氏，姜姓；而平民人家的男子只有姓、名，没有氏，而更多地位卑微的人则常以职业加人名称之。如奕秋，就是名叫秋的善于下棋的人，庖丁就是名丁的厨师，他们没有姓氏，只有名。秦以前，姓代表的是最初的血统，所以它是世代不变的。而氏作为部落、宗族的分支，可迅速增加，也可因时因事而亡。秦汉时代，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作为部落、宗族的分支的氏其存在的基础没有了，氏代表贵贱的意义也就消失了，姓与氏的界限就模糊了。尤其到了司马迁写《史记》，姓与氏就混为一谈了。《史记》称周文王为姬昌、周武王为姬发（姬为姓），这样的称呼明显不妥。宋代学者郑樵在《氏族略序》中说，称呼姬昌、姬发的说法“三代（夏商周）之时无此语”，顾武炎《原姓》也说，“考之于《传》（《左传》），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称姓者乎？”其实周文王、周武王应该以国为姓，当时国姓周，所以他们应该分别称“周昌”、“周发”，或者文王昌、武王发。还有些历史上的人名，如介之推、宫之奇、烛之武、佚之狐，“之”是虚字衬字，而不充任人名。 　　今天我们的名字都是“名”与“字”连说，二者似乎是一回事，但按照古代传统习俗，“名”是名，“字”是字，二者不一样。名是小时候取的，用来给家人和朋友直呼的，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小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人20岁举行成年礼后，先前用来被长辈称呼的名，就不能不分场合地叫下去了，那样就显得不够严肃、庄重，于是就另取个称呼，供平辈和晚辈敬称，这就是“字”。女子15岁行完“笄礼”也要取一个“字”，表示女子可以出嫁了。在笄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一段时间，该女子就叫“待字”或者“待字闺中”，成语“待字闺中”的“字”就是表示女子成年而取的那个“字”，后引申为出嫁。在“名”与“字”的使用上，古人也很讲究。通常是自称称“名”以示谦逊，他称称“字”或称“号”，以示尊重，如《论语》“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鸿门宴》“不然，籍何以至此”，《陈情表》“臣密言，臣以险衅”，《滕王阁序》“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中的“丘”“籍”“密”“勃”分别是孔丘、项羽、李密、王勃自称。《苏武传》有“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这里“子卿”是李陵称苏武的字，“陵”是李陵自称。《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任公”则是梁启超的号，是他称；文中的“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的“启超”是名，是自称，这里他称与自称、称字（或号）与称名，使用的非常妥帖。平辈、晚辈称对方切忌称名，称名是缺乏礼貌的表现，成语“指名道姓”就含有不恭敬之意。同样，自称称字那也是不合适的。现在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在人物称谓上常常闹笑话，如电视连续剧《毛泽东》里，我们不止一次听到毛泽东、蒋介石二人自称“润之”、“介石”，嫡系军阀顾祝同向蒋介石自报家门也说：“报告委员长，我是墨三。”这都是不妥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名泽东字润之，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顾祝同名祝同字墨三，自称称字那就显得相当不谦虚了。 　　古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字”，“字”往往只限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例如刘邦和他旧时的哥们，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韩信、樊哙、夏侯婴等，他们多是穷苦出身，因此都只有名，没有字。只有张良，身为韩国贵族之后，有字。刘邦有句名言“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里刘邦称张良称他的字“子房”，称萧何、韩信直呼姓名就是明证。 　　在称呼姓名上，避讳也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礼仪的精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避讳的基本原则。避讳起于周，成于秦。秦始皇名政，于是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国就改称为荆国。后来为避光武帝刘秀讳，“秀才”改“茂才”。《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到“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