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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补偿的困境与出路 案例中政府干预体现在哪些方面，其理论基础及其合理性 一、政府干预措施：1984年国家林业部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政府鼓励群众承包国营林场治沙，实行“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谁造谁收益，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允许继承，允许转让”等政策。 理论基础:植树防沙也属于林业生产，这种生产的劳动对象是动物、植物等生命体，劳动对象的这种特性要求劳动者有更强的责任心，以个体组织为经营单位有助于这种要求的实现。很明显以国营林场的经营方式不适合这种特性的要求,就如同农业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 合理性：政府的这项干预措施适合了植树治沙的特殊性要求，将造林治沙与承包人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提供承包人的积极性，私人部门参与生态环境建设，降低了国家治沙造林、环境保护的成本，民间治沙比起国营林场，进度快、成本低，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是合理的。 二、政府干预措施：政府给与治沙农户“以奖代补”政策。 理论基础:在某些方面，市场配置资源无法达到最优效率，政府应该运用相应措施进行干预，弥补这一缺陷使效率最优。 合理性: 政府“以奖代补”，就意味政府会多支持这个方面，这将起到一种杠杆和引导的作用，使社会在认识上、组织上和资源配置上可以更好地实施这项工程，具有合理性。国家的政策鼓励，使得石光银等人承包荒沙造林，创新经营，综合开发，在制度上实行股份制，经营模式创新，开发了一系列新的产业，使得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部分解决了治沙资金的问题。 三、政府干预措施：国家为治沙者授予各种荣誉。 合理性：治沙成败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户积极性与提高生产效率。政府这项措施是对治沙者劳动的肯定，有力于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取得更大的效益。 四、政府干预措施：1998年，国家实行“限额砍伐审批制”和颁布《防沙治沙法》，严禁砍伐生态林。 理论基础：生态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环境价值论。社会经济发展，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要保护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不仅追求局部和近期的经济效益，而且要保持全局和长远的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类永久的生存、发展下去。 合理性：一方面是合理的。政府做到了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的相统一，做到了绿色发展，遵守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国家限额采伐审批程序严格，石光银没有拿到采伐指标，使得很多树都无辜死掉。其实抚育间伐对林地是有好处的，且有的树木是有生命周期，却由于禁止砍伐生态林、“砍一罚十”的出台，使得石光银等人实际没有造林受益权，只有投入，没有收入，这是不合理的。 五、政府干预措施：政府对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实行财政补贴。 理论基础：外部性理论。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具有正外部性效应，生态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外部效益由于没有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导致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的生态效益被他人无偿享用，使得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庇古认为，当社会边际成本收益与私人边际成本收益相背离时，不能靠在合约中规定补偿的办法予以解决。这时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即出现市场失灵，而必须依靠外部力量，即政府干预加以解决。当它们不相等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与补贴等经济干预手段使边际税率（边际补贴）等于外部边际成本（边际外部收益），使外部性“内部化”。 合理性：一方面，从社会与国家的角度来看，政府采取合适的措施解决了市场失灵的问题，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促进了我国生态保护建设的发展，是合理的。但从石光银等治沙农户的角度来看，由于“退耕还林”政策只对新造林进行补贴，政策并没有覆盖他们，受损的不只是那些治沙大户，而是整个社会。而且“退耕还林”补偿政策只分南北标准，并没有专门针对榆林地区给予什么特殊政策，以及要真实落实文件，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政府干预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生态补偿是一个新的课题，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生态保护和建设资金筹措和使用等各个方面。加上我国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尚处于探索阶段，许多问题还不清楚，有待于深入研究。 一、处理好生态补偿的几个重要关系 （1）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主要是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政策导向、法规基础和一定的财力支持，同时引导建立全国性和一些区域性的生态补偿机制。地方政府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和责任主体，负责建立本辖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并配合中央政府实施全国性和区域性的生态补偿。 （2）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政府和市场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就目前我国生态保护和市场发育的实际情况而言，政府在建立生态补偿中的作用是主要的，政府不仅要制定生态补偿的政策、法规，引导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同时还需支付大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