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4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docVIP

「内容提要」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论文格式上述数据显示东南地区土地占有不如许多历史著作描绘的那样畸形。从东南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看，普遍的贫困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革命，在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必然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加以解说。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1930年代，江西、福建等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并形成中国最有影响的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关于当时中国东南地区尤其是江西、福建的土地占有状况，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几十年来，有关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由于对资料挖掘、利用、分析的限制，具体、细致的说明尚嫌不足，一些著述对土地占有状况及土地革命成因的描述陈陈相因，缺乏实证性的史实支撑。国外相关论著则由于史料的缺乏及建构体系的冲动导致太过浓烈的假想特征。（注：1949年前全国土地占有状况，中国有关专著几乎众口一词：“人数极少的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的极大多数土地，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则无地或少地。”（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2页）具体的占有数字，习惯的说法是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这一估计在近期的研究论著中仍被坚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也有研究专著对此有所修正，认为：“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合并计算，大概占有了全国耕地的60%—70%……而且，在土地肥沃的东南地区，土地所有权更趋集中。”（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早在1970年代前后，国外已有学者提出，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应在50%左右。（Wong John ，Land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ew York：Prager，1973.Lippit Victor，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Evelopment in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Press ，1974）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此作出较为客观和深入的研究，章有义提出地主、富农占地的实际比例应在50%—60%（《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认为1949年前地主、富农占地应在50%左右（《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则将这一比例定位于28%—50%（《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则将这一比例定位于28%—50%（《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此后，不少著作对华北地区土地分散状况有所涉及。张佩国认为，江南地区“土地占有的集中化是不存在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总体上看，这一问题的研究呈不断深入的趋势。但这些研究中，从全国范围着眼多，论证也相对细致，而具体的区域研究则尚欠充分，对各地区土地占有状况的具体了解还远远不够。同时要澄清这一长期影响中国农村土地关系判断的重大问题，对众多互为对立的材料的全面引证、分析、清理也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关于土地革命成因，当人们习惯地将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加以夸大的时候，实际上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土地革命的可能和土地集中程度是成正比的。国外一些学者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等某种程度注意到了这一判断与历史事实间的距离，其“内卷化”理论尝试从农村权力结构变化上解释农民革命的起因，这种尝试的意义和其受到的关注成正比。但面对丰富的历史现象，经过提炼的结构性说明常常不免于以牺牲“微小但却真正重要的细节”为代价。（黄冬娅：《解放前苏维埃区域的社会控制——以农会为个案的分析》，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第12号））本文悬探索土地占有与土地革命关系为鹄的，以土地革命中心区东南地区作为考察对象，主要考察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数省市，（注：由于湖南、湖北在土地革命中也具重要地位，在地理、人文、社会方面与江西、安徽等有相当的关联，因此，也适当使用这些地区的相关资料。）希望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鉴别分析、研究，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努力呈现与历史资料提供的事实更相契合的解释。　一　关于江西、福建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