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华]现代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起.doc

现代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起　 王晓华 　1 　　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就不断有人预言知识分子的衰落，甚至试图直接证明废除知识分子概念的必要性。从福柯到罗素·杰可比（Russell Jacoby）、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最后”（last）、“终结”（end）、“死亡”（death）之类词语不断被用来意指知识分子——尤其是活跃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命运。著述颇丰的美国联邦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就是其中晚近的代表人物，他在2001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宣称：公共知识分子在专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时代里将成为过时之物，必然被形形色色的专家和大学教授所取代，至多只能在社会—文化的缝隙中存在。（1）这种思潮在世纪之交也借后现代之名传入中国，为部分汉语知识分子退化为知识人提供了来自域外的理论支持。受此思潮影响，少数中国学者甚至认为，知识分子群体即使没有死去，也已气息奄奄，很快就会成为文化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预言之为预言，恰恰在于它不能决定未来。罗素·杰可比、阿兰·布鲁姆、理查德·波斯纳，等人的声音尚在空中回荡，9·11事件便再次点燃了全球公共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激情，公共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迅速呈复兴之势。与此相应，部分西方知识界人士先是对公共知识分子死亡论进行了清晰的反思和批判，称之为不符合实际的陈词滥调，而后开始寻找公共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语境中开展有效行动的方式。（2）一度思想退隐而学术凸显的中国知识界同样发生了立场转折，大批知识人开始回归或进入公共知识分子行列。他们先是就9·11事件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继而将目光聚焦在本土的公共领域，借助网络、报刊、广播、电视对各种公共事务发表评论、申明立场、进行干预，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的文明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因此迅速崛起。可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在新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也令其本身成为考问的对象：何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何在？判定某人是否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荣誉和使命，还是新的特权？公共知识分子自古有之，抑或是现代的产物？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与现代性(尤其是公民社会)有无内在关联？诸如此类的问题持续涌现，冲击着大陆知识界的中枢神经，但恰恰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人们发现自己的思考是如此地不充足，以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本身尚处于晦暗中。如果连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都不知道，那么，我们自然就无法评价作为一个族类的知识分子群体，不能自觉地筹划公共知识分子的未来，因此，弄清楚何谓公共知识分子是个紧迫而关键的任务。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表层特征，我们很容易进行描述：公共知识分子是那些有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又关心自身之外事务的人；所谓自身之外，在这里指的就是公共领域。理查德·波斯纳给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定义即属表层描述： 　　公共知识分子以社会公众可接近的方式表达自己，并且其表达聚焦于有关或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色调的社会公众关注之问题。（3） 　　这种表层描述虽然正确，却未揭示出公共知识分子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关心自身之外事务的人，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而公共知识分子显然是出现较晚的族类（公共知识分子一词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在美国率先流行）。公共知识分子关注公共领域的主要方式是说话，它作为一个族类产生的最低前提是言论自由。在言论自由没有保障的前现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只能偶然地存在，根本成不了专门的族类。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公共知识分子与个体自由有着至深的血缘关系。 　　对公共领域的自由评论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前现代几乎不存在人们可以完全自由发言的阶段。即使在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时期，知识人的言说也要服从某些禁忌，否则，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失去生命。苏格拉底被理查德·波斯纳认作西方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却因言获罪，死于非命。当时的500人公民大会判处他死刑，罪名为不信神和以歪理邪说蛊惑青年。这两个理由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均不成立，因为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现代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不能容纳苏格拉底的信仰和言论，说明其民主体制尚不彻底。雅典民主的局限不但在于仅有10%的人有公民权，更在于它未能以普遍的个体自由为最高目的。实行民主政治时期的雅典人仍强调整体性，认为城邦的整体利益也高于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至于何为真正的整体利益，则取决于大多数人的公意： 　　平民主义的公正是依据数目而不是依据价值而定的平等，以此为公正，大多数人就必然成为主宰者，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东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