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小人”与“君子”——麦金太.doc

“真小人”与“伪君子” ——麦金太尔何以断言启蒙筹划是失败的？ 李义天 摘 要：本文从麦金太尔关于“启蒙道德筹划失败”的断言所可能导致的两种相反理解出发。麦氏认为，情感主义者放任道德分歧（多），须对缺少合理性的道德争论负责。而启蒙筹划虽然寻求普遍性的道德方案，然其背后却深藏不可公度的前提，同样导致不可公度的各家之言。只不过，后者仍试图用理性来解决，而前者则“坦率地”放弃这种努力。为缓解道德分歧，麦金太尔的方案是引入传统合理性。但这亦有诸多问题。生活境遇的改变，使我们须悬置先入为主之见，而通过对话重新圈定道德普适性（一）与道德分殊性（多）的话语范围。 关键词：启蒙的道德筹划；不可公度；道德普世性（一）；道德分殊性（多） 一、“启蒙之失败”的两种可能理解与当前的道德困境 对当前道德困境的不满和对现代道德哲学思路的质疑，是引起麦金太尔批判现代伦理学的主要原因。按他的说法，道德困境是由论证道德合理性的启蒙筹划（project）[1](P7)应该说，道德领域中充满分歧和争论，这非但不是一件稀奇事，反而是道德生活的常态，也是道德知识的常理。作为哲学分支的伦理学，本来就是在对话和争辩中产生的。对于某些（甚或所有）重要的道德概念，比如善、幸福、正义，千年以降，就从来没有达到过完全的共识。所以，道德话语被用于表达关于道德现象和道德理念的分歧，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谈不上是令人忧心忡忡的“道德困境”。 然而，麦金太尔提醒我们，虽然存在道德分歧并不意味着“道德困境”，可是“今日道德分歧的性质”（the nature of moral disagreement today）却与以往不同——“这类争论不仅没完没了，而且显然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没有任何理性的方法可以确保我们在道德问题上意见一致。”[1](P7)在道德主张上，人们各说各话，“依据互不相容的、不可公度（incommensurable）的道德前提之间的对抗来设想到的论争，并将道德承诺（commitement）视为在这类前提之间的无标准选择——一种不可能给出任何合理性论证的选择——的表达”。[1](P50)可见，当前的道德分歧，与其说是理性层面上不同认识的相互对峙，倒不如说是情感意志之间的敌对和冲突；其激烈混乱的程度之高，已使我们不能根据合乎理性的方式来对待和解决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感意志的敌对和冲突及其非理性特征，竟被当代人视为当然之状而听之任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太尔认为，今天的“道德分歧”已经突破了可以接受和理解的理性界限，而演化成让人无所适从而又随心所欲的“道德困境”。概言之，“困境”之“困”，并非困于道德分歧现象的存在，而是困于分歧缺少合乎理性的观照之法和应对之策。 二、 情感主义伦理学：多元的抑或杂多的？ 道德分歧不仅顽固地存在，而且使人丧失解决的信心。对此，麦金太尔的矛头直指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emotivism）。情感主义认为“所有的道德判断，……都无非是偏好的表达、态度或情感的表达”，[1](P14)故而把一切道德分歧视作“在任何时代，无论过去、现在是未来，都不能得到解决”。[1](P13-14) 必须承认，无论在伦理学史上还是在麦金太尔的著作中，情感主义首先是指元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狭义的情感主义）。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伦理学流派之一，元伦理学的情感主义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道德）判断，认为前者是关于事实的经验陈述，而后者是陈述者的情感和愿望的表达。艾耶尔就把伦理概念当作不可分析的“伪概念”（pseudo-concept），当“我对某人说：‘你偷钱是做错了’，比起我只说‘你偷钱’来，我并没有多陈述任何东西。……我只是表明我道德上不赞成这种行为。这正如我用一种特别的憎恶声调说‘你偷钱’，或者加上一些特别的惊叹号写出这个句子。”概言之，“有关的伦理的词的功能就纯粹是‘情绪的’”。[2](P121-123)相比之下，斯蒂文森温和许多。他说，作为“劝导性定义”的道德判断的“情感意义已经部分地依赖于它的描述意义”，[3](P240)因而绝非“纯主观任意的”。[3](P242)不过，道德判断的目的仍“不是指出事实，而是创造影响。……是向人们推荐某种东西，要人们对该东西持赞成或不赞成的态度”。[3](P10)所以最基本地，情感上的“劝导”才是道德语言的主要功能。描述意义虽指出了劝导的方向，然而劝导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情感本身。 元伦理学情感主义虽有偏激和温和之分，但在（1）（2）verifiability principle）作为“意义标准”。即，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就在于它是否能被经验证实，能被赋予逻辑真值（真／假）。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有意义”，但诸如“物自体”、“本质”等哲学概念及命题则是不能证明为“真”或“假”的伪概念和伪命题（pseu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