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doc

民国乡村建设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摘 要】20世纪30年代，在日益凋敝的中国农村兴起了乡村建设事业，学界一般称为“乡村建设运动”。而当时陈序经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对中国乡村的发展方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理论的争论。他的一些评论对当前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陈序经 评民国乡村建设理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启示 20世纪30年代，在日益凋敝的中国农村兴起了乡村建设事业，学界一般称为“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是指划定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成为一个区域，依照一种理想或目标，采用适当的方法与技术，引导农民学习文化，移风易俗，改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建立合作组织，通过对教育、卫生、生计、自治等全方位的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把农民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国民，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奠定基础，为国家的振兴和建设提供方略与借鉴。[1]这场乡村建设主要是由一些学界知名知识分子如晏阳初、梁漱溟等提倡、引导并积极参加的，此外，一批进步的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农业专家和有志青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改良派，一些国民党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等参与其中，主办乡村建设的机构，有学术机关，有高等学校，也有民间团体，还有一些政治机构，他们对乡村建设工作的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是从事实际的乡村建设事业，是一次采用非激进的、和平手段的乡村社会改良运动。[2]与此同时，乡村建设运动也引起当时社会学界其他人士的批评，当时不少人士就怀疑乡村建设运动能够根本改变中国农村面貌，其中陈序经的评论比较有代表性。陈序经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是“现代中国学术、教育、文化大师，学识渊博，涉猎深广，凡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民族学，无不精审，且每多独到之见。”[3] 陈序经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对中国乡村的发展方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对民国乡村建设理论发表了诸多评论，这些评论在当时曾引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有关文化、教育、乡村建设问题等全国性的学术争论，这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著作，其中的一些观点对当前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 一、陈序经对民国乡村建设理论评论的主要观点 （一）要超出“空谈计划”与“组织形式”的范围 1936年陈序经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中说：“我个人以为在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除了青岛的工作与方法比较上稍为差强人意外，其他各处的工作与方法好像都不能名实相符。我个人对于今日一般所谓乡村建设的前途，颇感觉悲观。” “我以为凡是稍知道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史的人，都免不得会觉到这种运动已经有了很多失败，而且有不少还正在失败的途上。”[4]陈序经在调查了解了乡村建设情况后认为：“事实告诉我们，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他说在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和第二次乡村工作讨论上，李石曾先生和梁漱溟先生都是大谈理论，此外，“我们若把历年各处从事乡村工作的报告细心来看，我们便很容易感觉到这些工作报告多是空谈计划，偏重理论。”[5]陈序经认为，“所谓乡村建设工作，大概来说，可分为四方面：一为教育，一为卫生，一为政治，一为农业。假使我们从这四方面的工作略加检讨，我们难免失望。”[6] “照我个人观察，今日所谓乡村建设工作还是注重在教育方面。”但是，“教育工作既没有特别的贡献于乡民，又不能适应乡民的急需，那么这种教育并不异于一般的普通教育了。”[7]他以从周村到山东邹平一条三十公里的汽车路始终未修好为例，“结果是要步行”，“好多到过邹平的人都说：‘一条路且未修好，乡村建设可知。’”[8]面对十几年来乡村建设的情况，陈序经提出了要超出“空谈计划”与“组织形式”的范围。 （二）“乡村建设工作之难于发展”是由于“经费的缺乏” 陈序经认为，“今日的乡村建设工作之难于发展，也许是由于经费的缺乏。”[9]他举例说孙友农先生在乡村讨论会第一次集会报告安徽和县乌江乡村建设情况，工作人员的饭碗都不能保，建设工作也自然是谈不到的。还有经费比较宽裕的邹平与定县，专为建设学校、医院、农场都不够，还要拿很大部分来维持工作人员的薪俸，招待来宾，以至宣传工作。“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救济乡村农民，然结果却变为救济工作人员，我所以怕今后会养出一个吃乡建的新阶级。”[10] （三）对乡村建设理论“复古性”、“以农立国”观点和“民主政治与乡村建设的不相容”观点的检讨 陈序经在《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一文中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检讨。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名词上虽是很新颖，在理论上有了多少的复古的趋向。”[11]在米迪刚、梁漱溟、王鸿一、严慎修等先生的言论和著作中，提出“欲为中华民族找出平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