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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八大刑事案件　2010年八大刑事案件赵作海死而复生冤案掀革新司法理念高潮　　【案情】2003年2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被告人赵作海持刀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应予严惩。赵作海虽翻供，但一审当庭出示的证据来源清楚，收集程序合法，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其否认犯罪的理由不能成立。鉴于被害人在案发原因上有一定的过错，对被告人赵作海可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　　2010年4月，本已被赵作海“杀死”的“被害人”赵振晌“复活”，出现在赵楼村。5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赵作海无罪。　　【点评】继杜培武、王树红、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蒙冤奇案之后，赵作海以11年的冤狱再次唤起人们对刑事司法正当程序的极大关注。像此前的相关案件一样，该案秉承了冤假错案的一贯特征：刑讯逼供、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据片断、多家司法机关“协调配合”。在冤案形成的背后，是司法理念的错位、程序正义的缺失、法律保障的空乏、责任追究的无奈。面对冤案的发生，不只法学界、司法界，整个社会都在对赵作海冤案所展现的法治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赵作海冤案掀起了人们对司法制度变革和司法理念革新期盼的又一高潮，然而更深层次的分析，冤假错案的预防已不只是刑事诉讼法律所涉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甚至必须有刑法的参与。　　文强庇护黑恶落马彰显打黑除恶决心　　【案情】 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了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并于同年4月作出一审刑事判决，认定文强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文强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于2010年作出刑事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重庆被执行死刑。　　【点评】此案因文强司法高官的身份，并且为重庆黑恶势力的最大“保护伞”而广泛关注。该案的坚决查处，彰显了国家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决心和毅力，也显示了党和政府在保护民生、体恤民意上的坚定立场。　　当然，透过复杂案件的背后，带给我们更多的，仍然如同众多高官腐败堕落案件一样———是心理的冲击和深刻的反思。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单位内部约束和社会公众监督的情况下，一个官员是如何能够逐步走向堕落的深渊而玩弄司法于股掌之间。也许严惩文强的重要意义不只在于司法机关打掉了重庆黑恶势力的最大“保护伞”，还公众一份平安，还应该在于借助“打黑除恶”的风暴，透过文强的人生轨迹查验我们的干部制度和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从根源探寻减少腐败的长效机制。　　黄光裕操纵市场案原罪源于制度夹缝　　【案情】2008年11月，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因涉嫌“操纵市场”等经济犯罪接受警方调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黄光裕涉嫌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二中院以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6亿元，没收个人财产两亿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对黄光裕案裁定维持原判。　　【点评】黄光裕曾头顶中国首富光环，其发家史和被刑事追究的历程，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关于企业发展与公共权力以及刑事法律适用本身的思考。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机制的不健全和法律的缺失，为企业与政府公权力的互动提供了空间，企业家的“原罪”也在这片充满诱惑的制度夹缝中产生。如何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引导企业家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对利润的追求，是透过黄光裕案件应当深刻反思的问题所在。　　当然，黄光裕案也告诫我们的企业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应当具有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试图依靠“权钱”交易实现企业发展犹如饮鸩止渴，注定是条不归路。　　黄光裕案不只是经济体制和企业家省思的一面镜子，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素材。在刑事司法层面，虽然黄光裕身负三重罪，但不管是非法经营罪还是内幕交易罪亦或单位行贿罪，司法裁量绝不是简单的一纸文书所能完全承受，在每一个罪名认定的背后，都应当具有完整的证据链条和充分的法理论证，每一个证据、每一条理由都应当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和法理的质疑。否则，送进监狱的是黄光裕，失掉的却是法律的权威。毕竟，司法裁判不单是社会效果的反映，更应当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平顶山“9·8”矿难案开矿难刑事治理新篇　　【案情】2009年9月，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四矿在井下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组织93名工人陆续入井，第二天零时，该矿由于井下因冒顶造成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积聚大量高浓度瓦斯，而瓦斯传感器被破坏无法正常预警，煤电钻电缆短路产生高温火源引发瓦斯爆炸，致76人死